作者：龚金平

提及“家乡”，很多人涌上心头的是“乡愁”。“乡愁”具有怀旧的意味，暗示“故乡”难以回去，成为人们心中眷恋却只能在感伤中抚弄叹息的“精神飞地”。

而在电影《我和我的家乡》中，这些预设的情感向度无不落空。影片没有隔着遥远的时空距离去深情回望“家乡”，更不想渲染低沉缠绵的思乡之情，而是立足“希望的田野”，以刚健明朗的人生态度，践行建设家乡的朴实志向。

在当下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我和我的家乡》将温情的目光投向农村，关心农民的生活、发展以及生存环境，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创作视野，流淌着淳厚的人道情怀。影片对农村的情感立场，不是带着优越感的俯视，没有将乡村与城市进行对比，而是以大量饱和的色调、气势磅礴的大远景，突出农村所具有的特性与气质。

强调根植于祖国大地，在家乡的土地上写下人生的壮美诗篇，这是《我和我的家乡》鲜明而感人的价值取向。影片的第四个故事《回乡之路》中，高老师目睹沙尘暴肆虐，对学生说的不是“好好读书，将来离开这里”，而是“学好本事，让这里变个样”。从“离开”到“回归”，这是时代潮流的一次调整、一次反思，也是影片对“祖国富强，一个都不能少”的生动表达。类似的情节和主题设置，还包括董科学（《天上掉下个UFO》）帮助王村主任建设科技示范村；乔树林（《回乡之路》）在发财之后捐建学校，带领农民种苹果；马亮（《神笔马亮》）不忘自己是农民的儿子，放弃留学深造的机会也要做扶贫干部。

《我和我的家乡》力求面面俱到，在地域上遍及北方、西南、东部、西北、东北；人物身份以农民为主，涉及农民工、农村基层干部、农村小学教师、从农村出来的“成功人士”、下乡的扶贫干部；在主题上则肯定了国家政策、农村基层干部和社会各界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支持与促进，赞颂了一批扎根农村、建设农村、反哺农村的先进人物。

从五个故事所涉及的内容来看，影片的表达路径非常清晰：国家在政策层面解决了农民看病难的后顾之忧，为农村派驻了得力的扶贫干部，加上道路基建已深入祖国的每一个角落，通过农村基层干部带领农民积极探索和勤劳肯干，中国的农村在不断努力编织更美好的图景。

可以感受到，《我和我的家乡》的编剧的思路类似拼图的制作流程，先有一个全局性的设计蓝图，然后将这个蓝图拆分成五块，由观众拼出一个完整的图案。这种编剧思路本身没有问题，但若过于精巧难免显得刻意，处处求周全反而落于呆板。这就不难理解，影片为何会出现逻辑难以自洽的地方：有时为了表现主题过分依赖人物的高调宣讲，为了推动情节使人物沦为编剧手上的“工具人”，为了煽情虚设每个人物都至纯至善，为了制造戏剧冲突不惜使情节夸张。

影片可能也意识到有些人物和情节不够自然，于是选择了喜剧片的样式，以打造轻松活泼的观影氛围。在这种氛围中，一些不合理的桥段可以因喜剧效果的需要而得到观众的理解和认可，在笑声中忽略逻辑的牵强，在煽情中忘却人物形象的单薄。为了符合喜剧片的定位，影片的五个故事都有集中明确的戏剧冲突，或是为了省手术费，或是为了揭穿UFO骗局，或是为了让一位失忆老人重温最后一堂课的情景，或是为了推销沙地苹果，或是为了骗过妻子去农村扶贫。影片在冲突设置、情节安排上做到了紧凑合理，使主题得到了简洁有力的表达，使喜剧效果因冲突的迂回转折而自然登场。略显不足的是，五个故事都力图凸显现实的底色、观照真实的农村建设，但当影片沉醉在演员表演、人物身份的错位、误会与巧合中不可自拔时，其幽默有时是来自情节的“强行推进”、来自人物没来由的淳朴与善良。

总体来说，影片是写给农村以及农村人的一封情书，也是写给时代发展的一曲赞歌。影片对中国这些年的农村建设、扶贫工作进行了全面肯定，情感基调积极健康，风格明快活泼，将歌颂与煽情熔于一炉，让观众深受感动与鼓舞，并在内心回荡着朴素又深沉的爱国、爱家之情。

当然，一部影片不可能担负太多的社会功能，更不负责解决现实问题，它只要展示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勾勒某个阶层人物的生存状态与精神面貌，向观众展开一幅具有“奇观性”的生活画卷，并能引起观众的感触与共鸣，进而表达特定的观点，这样的影片已经是成功的。但我们仍然要强调，喜剧电影应该在喜剧情境中融进一定的喜剧精神，在嬉笑怒骂的姿态中，使“笑”具有社会意蕴和审美意蕴。这就要求创作者以严肃的创作态度对历史或生活进行个体性的反思与观照，以一种透彻的洞察力对历史或生活中的矛盾性、局限性有敏锐察觉，以一种温和的姿态对各种社会现象、社会心态进行捕捉、挖掘、鞭挞、嘲讽、赞颂。（龚金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