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51期，原文标题《金基德：回归野生》，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记者/宋诗婷

韩国导演金基德

被放逐的导演

如果不是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波罗的海小国拉脱维亚不会受到全世界电影人和影迷的关注。12月11日晚上，一则“韩国导演金基德因新冠并发症在拉脱维亚去世”的消息传遍社交网络。

还不满60岁的金基德死了？因为新冠？死在一个叫拉脱维亚的地方？这大概是2018年“性丑闻”之后，我得知的第一条与金基德有关的消息，如此令人震惊，以至于多数人宁愿相信它是谣言。但很快，消息得到核实，金基德的确因新冠在异国他乡去世，因为疫情关系，家人甚至无法认领他的遗体。

这种与世界告别的方式太“金基德”了，尽管他无意如此。但在被边缘化、被放逐的境况里，孤独地死在异国他乡，这结局像极了他电影里的那些边缘人物。至此，他的人生与他的电影彻底融为一体。

直到金基德的死讯传来，我才渐渐补全了他最近几年的动向。就在他去世的当天，金基德还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的房产交易所有预约，他要在这座海边城市买房，在异国定居，甚至申请永久居住权。但预约当天，他没有出现。金基德“放鸽子”这种事没人会太放在心上，毕竟这符合一位特立独行导演的作风。直到朋友发现他一直失联，并正式报警，警方才发现了这位外籍导演的下落，但一切已经晚了。

在到达拉脱维亚之前，金基德已经在东欧和中亚地区流浪了好一阵子。今年大部分时间，他都待在俄罗斯及周边国家，在哈萨克斯坦拍摄了自己的新作《溶解》，大部分演员和幕后团队都是当地人，电影也用俄语拍摄。金基德与俄语世界电影圈的勾连很深，去年还出任了莫斯科国际电影节评审团的主席。

电影《空房间》海报

今年接受采访时，金基德曾说，早在十年前自己就萌生过边旅行边拍电影的想法，首先来了中国大陆、中国香港，然后又去了哈萨克斯坦、俄罗斯。

这倒是勾起了我的记忆。2015年，和金基德有关的消息频繁出现在中文新闻报道里，在电影节上、电影院里，很多电影人和普通影迷都和他打过交道。那几年正是中国电影市场大爆发的时候，与此同时，金基德对赢得韩国电影界的认可和尊重彻底不抱希望了。2012年，他凭《圣殇》拿到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作为一名电影导演，他的国际声誉达到顶点，即便如此，韩国忠武路的电影人依然对他不屑一顾，韩国观众依然不愿为他的电影买单。在这样的时间节点上，金基德一度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在中国，他是最受推崇的韩国导演之一，名声甚至早于朴赞郁、奉俊昊和李沧东等人。在千禧年前后，中国影迷都是通过盗版的《春去秋来又一春》和“色情片”《漂流欲室》认识他的。

那年，金基德出现在北京，成为第五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的评委，到北京电影学院做交流，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的影后分享中他流了眼泪，这一度成为被影迷口口相传的故事。那段时间，总有人在各种场合偶遇金基德。他去世当晚，很多电影人和影迷晒出了与金基德的合影，那些合影大多拍摄于金基德频繁出现在中国的2015年。

回想那两年金基德与中国电影的“蜜月期”，我总忍不住想“如果”，如果传闻中金基德想与中国影视公司合作的商业大片《无神》顺利启动，金基德是不是不会将自己流放至拉脱维亚，也不会以这样令人震惊的方式离开？

传闻中，为了筹备《无神》，金基德还曾去黄山和横店勘景，但受“限韩令”影响，整个项目被耽搁了。那之后，金基德又回到韩国，也正是在那段时间，“性丑闻”事件爆发。

2017年，“Metoo”运动从好莱坞发起到席卷全球，韩国演艺圈也受到影响。韩国电视台MBC的《导演手册》播出了一期节目，名为《电影导演金基德，大师的真面目》。节目里，三位曾和金基德合作的女演员站出来指控他性骚扰，其中就包括曾指控金基德殴打演员，并把他告上法庭的《莫比乌斯》女演员。节目中的指控相当具体，不仅指控金基德，与金基德常年合作的男演员曹在显也在被指控之列。

对于金基德的私生活，韩国娱乐圈早有传闻，但所有传闻都不如这期节目所产生的影响之大。金基德被女演员告上法庭，虽然最终因证据不足没有被起诉，但一向不讨好的金基德彻底激怒了韩国电影界，妻子、孩子也不堪舆论压力，离开了他。金基德不得不将自己流放，以躲避谴责。那时，他大概不会想到，韩国这个成就他也抛弃他的故乡，自己再也回不去了。

电影《圣殇》为金基德赢得了威尼斯电影节最高奖——金狮奖

忠武路的“敌人”

金基德是韩国入围欧洲三大电影节最多次数的导演之一，但即便是他最忠诚的粉丝也不得不承认，最近十年，除了《圣殇》和自传性质的《阿里郎》，这位野蛮生长的导演似乎灵感枯竭了，再也没能拍出和他早期作品一样精彩的电影，一部也没有。

虽然《圣殇》斩获了威尼斯电影节最高荣誉，但那远不是金基德最好的作品。和《圣殇》相比，我更倾向于他在2011年戛纳电影节上得到“一种关注大奖”的纪录片《阿里郎》，至少后者里面有更纯粹和真实的金基德。

“你现在为什么拍不出电影？你的问题是什么？”很少有导演愿意在公众面前如此展现自己的挫败，但金基德可以，因为在他的价值体系和过往的电影里，失败似乎是注定的。

拍摄《阿里郎》的那段时间，金基德患上了抑郁症和社交恐惧，那时，唯一能与他交流的就是困扰他的摄影机。于是，他用《阿里郎》记录了自己与自己对话，自我的多面性相互撕扯的过程。

电影里，金基德一人分饰三角，三个角色仿佛是他的多重人格。在《收件人不详》《春夏秋冬又一春》《坏小子》等金基德最著名的那些电影里，主人公都是沉默寡言，甚至丧失语言能力的，但在《阿里郎》里，主角金基德是个无休无止自我辩论，拼命与自我对话的人。

因为社交恐惧，金基德把自己关在帐篷里，这很容易让人想到很多他曾经的电影。《欲望漂流》里，男女主角被隔绝在一个漂在水中的房间里，无处可以停靠；《春夏秋冬又一春》里，寺庙位于湖中央，也与外界隔绝；《雏妓》和《坏小子》里，沦为妓女的女人都被封闭在自己的小房间里。很多曾经出现在他电影中的令人生理不适的镜头也出现在《阿里郎》里，比如，在镜头前粗暴地自残，吃喝拉撒毫无顾忌地呈现，曾在《收件人不详》里出现的自制手枪也出现在金基德自己手中，他一度企图终结自己。

金基德在《阿里郎》里坦率地暴露了自己，同时，也暴露了他那些离经叛道的电影与他自身的关联。电影中有个段落很打动人，金基德重看自己的电影《春夏秋冬又一春》，看到自己年轻时饰演的和尚光着身子拉着沉重的石块艰难前行时，金基德落泪了。

或许这是我的过分解读。一方面，《阿里郎》里的金基德被《春夏秋冬又一春》的命运感和悲观底色打动了；另一方面，金基德的抑郁症和社交障碍里有太多不被认可、不被理解的成因存在，而《春夏秋冬又一春》是唯一一部得到忠武路的电影人和观众普遍接受和认可的电影，它在金基德个人的电影史上拥有特殊的地位。

没错，即便没有“性丑闻”，在韩国，金基德也从来不是一位讨人喜欢的导演，这与金基德“入行”的时机有关。金基德的成长背景并不符合当时韩国主流价值的喜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韩国秉承着一套标准的美式价值观，年轻人应该接受良好的教育，拿到好学历，并融入主流社会。但金基德不一样，他早早就离开了学校，在父亲的安排下进入一家工厂打工，后来又入伍参军，在法国流浪了三年，以学画为由，却没拿到任何学历。这种出身背景，在忠武路不好混。入行之初，他疯狂地写剧本，半年写三个，全都拿去投奖，这样拼命写了三四年，才终于得到编剧奖和资金奖励，争取到指导自己的处女作《鳄鱼藏尸日记》的机会。这部低成本处女作毫不意外地没能赢得好的票房，影评界和韩国电影圈的评价也不尽如人意，这是更令金基德感到挫败的事。

上世纪90年代，尤其是争取本土电影权利的“光头运动”之后，韩国电影加快了商业化的步伐。所谓“商业片”，基本就是向好莱坞商业电影、类型电影学习，在当时，那是忠武路电影人的发展方向，《鳄鱼藏尸日记》和金基德的所有电影都不在这个框架里。

不仅如此，他所关注的边缘人物，电影里过于残忍和暴露的画面，阴暗的价值观，都与当时的主流电影方向背道而驰。尤其是韩国女观众，很多人批判金基德的性别观念，认为他的电影侮辱和贬低女性。他的电影有种挑起人不适感和愤怒的魔力，即便在威尼斯电影节放映，《漂流欲室》里将鱼钩塞入女主角下体，又拉出的镜头也让观众恶心、呕吐，甚至爆出传闻，有观众在现场晕倒。

虽然在国内不被认可，但金基德一直是备受国际电影节和影展关注的韩国导演。从第三部电影《蓝色大门》成为柏林电影节“全景单元”开幕影片起，金基德就是欧洲三大电影节的常客，他那些低成本、短周期、打游击式拍出的另类电影总在欧洲市场受到关注，他把自己称为“在欧洲受欢迎的韩国导演”。

在国际影评人看来，金基德电影里那些生活在大桥边的流浪汉，生活在巴黎角落里的中东人，在美军基地边游走的社群，漂流在水上的妓女……这些人褪去了社会性的枷锁，贫穷和阶级客观存在，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欲望都是生理性的，是野蛮的，因而极具震撼力。就像金基德的传记《野生金基德》这个书名一样，他和他的电影都有一种野生感。

电影《收件人不详》被金基德认为是投射了最多个人经历的电影

伤痕累累的孩子

如果说《阿里郎》为大众呈现了一个成为电影人并逐渐陷入疯狂的金基德，那《收件人不详》就提供了一些金基德之所以成为金基德的线索。他自己也说，如果有哪部作品最像他自己，那一定是《收件人不详》。

那是金基德的第六部电影，讲述了一个临近美军基地的小村庄里发生的故事。生活在村庄里的治歆和父亲的关系就是金基德父子关系的画像。金基德也有一位经历过“6·25朝鲜战争”的父亲，在战场上多次受枪伤，留下了严重的神经痛后遗症。病痛和挫败感让父亲成为了一个暴躁的人，金基德曾多次回忆自己胆战心惊的童年，父亲“就像顽固的高高在上的君主，只会用震耳欲聋的声音发号施令”。父亲的压迫感让金基德成为一个小心翼翼的孩子，在父亲面前，他不敢轻易开门关门，连在餐桌上递餐具也会感到不安。暴力和体罚一直伴随着金基德的童年，小学时在课本上涂鸦被发现，父亲会在他的两个小腿肚上各抽100下。

那时候，唯一让金基德感到安全的场所就是家里的卫生间，这或许能够解释，为何在金基德后来的电影里，狭小的密闭空间一次次出现。

金基德没能上大学，走一条当时被韩国主流价值所崇尚的阶级晋升道路，也是因为父亲对于教育体系的不信任。他早早结束学业，进了工厂工作。几乎是为了躲避父亲，金基德进了海军，主动成为一名军人。但他之前不知道的是，军队也是一个充满阶级差异、不平等、暴力和阴暗的地方，这在他后来的很多电影里都有所暗示。

不光是《收信人不详》，金基德的很多电影里都有残疾人角色，这或许也和他的个人经历有关。从军队退伍后，去法国画画为生之前，他曾短暂地在教堂、残疾人收容所干体力活儿。

在谈到《收信人不详》时，金基德曾说，他很难憎恨父亲，因为父亲也是受害者。他和电影里的父亲一样，30年后才拿到勋章。几十年里，每年的6月25日都写信给国务总理，诉说自己为国而受的伤痛和后遗症，希望国家给补偿，但每次收到的都是“无据可查”的回复。

父亲对金基德的性格造成了怎样的影响？《野生金基德》里有个细节令我印象深刻：十五六岁时，金基德拿着1000元买900元的东西，当店家找给他100块钱时，他都会莫名生出一种抱歉和内疚，好像自己不配让别人多付出这样一个找钱的额外劳动。

演员曹在显一直记得，在拍摄《鳄鱼藏尸日记》时，有一次金基德迟到了，怒气冲冲的制片人当着导演的面把金基德打了，那次金基德哭了。那是1996年，金基德已经是个36岁的中年人，面对权威和暴力，他依然胆战心惊。

曹在显还讲过一件关于金基德的小事。在法国拍《野生动物保护区域》时，金基德一瘸一拐，后来大家才知道，他的脚趾化脓了，流出的脓液把他的脚掌和鞋底连在了一起。他去医院检查，医生让他做手术，他拒绝了，决定自己治疗。他亲自动手，挖出了化脓部位的脚指甲，说是要让伤口转换腐蚀的方向，最后竟然痊愈了。曹在显从没见过对自己这样残忍的人。

“人生对我来说就是，施虐、受虐和自虐。”金基德在《阿里郎》里这样总结，这六个字也的确足以解释金基德的电影和他饱受赞誉和争议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