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扶贫志》作者   卢一萍

我1990年3月离开老家，参军入伍，到2020年3月踏上湘西的采访之旅，正好整整30年。其间或大漠军营或雪域边关，或京城求学或沪上读书，或拿枪或捉笔，最后发现：四面八方走遍，都是他乡；天南海北尝尽，还是老家滋味最好。故乡只有一个，所以，安家成都后，我还总想往老家跑。

但即使不时回去，故乡还是逐渐变成了“他乡”。老家的一切，大多是母亲转述给我的，是我回去时走马观花看到的，是一个“二手故乡”。我属于写乡土的作家，而现实是，我对农村已经很陌生。可以明显地感觉到笔下的农村即使在“虚构”的层面来讲，也是不准确的。我一直希望能有机会，真正深入当下农村，了解其真实样貌。而更主要的是，脱贫攻坚是人类的大事，是国家的大事，所以，采写《扶贫志》对我来说是十分难得的机会。

我的采访是以“大湘西”为范围的，除了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还包括常德、张家界、怀化三市的部分地区。作为“精准扶贫”首倡地的湘西，虽然在沈从文先生的小说中是个适合产生浪漫故事的地方，但我们在现实中看到的则更多。其群山逶迤，河谷深切，是地理、文化和贫富的过渡地带，风景独特，民族众多，人文浩繁。新中国成立之前，经千年贫困，历百年匪患，既是湖南具有代表性的贫困地区，也是中国扶贫战略中难啃的硬骨头之一。在40年脱贫攻坚历程中，特别是精准扶贫以来，湘西农村面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希望用文学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通过《扶贫志》，写一部普通人的列传，一部父老乡亲在这个时代的心灵史，让读者能较为全面、真实地了解当下中国农村的巨变。

要实现这个目标，我就要依循现实主义的写作路径、英雄主义的创作基调，从凡人小事、家长里短的日常生活中去打捞不平凡的细节。

因为时间很紧，当时尚属国内疫情高峰，我只能采用“作战式”的采访方式，40多天的采访中，完全可用“精准采访，马不停蹄，夜以继日”来形容。我先后深入30多个汉族、土家族、苗族、侗族村寨，寻访了90余人，行程1.53万公里。最后，我从5700分钟采访录音、240万字采访笔记中，选取了20余则亲历者的故事，通过不同侧面，描写普通人的命运和奋斗。

文学作品无论虚构也好，非虚构也罢，给读者的真实感是很重要的，而对于非虚构来说，真实更是其生命所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湘西的绝大多数采访都是在老乡的屋檐下、院坝里和田间地头进行的，我颇为贪婪地聆听那些用民族语言、用湘西方言、用各种腔调的普通话讲述的带着泥土气息、乡野滋味的故事。有不少时候，为了一个采访对象，我们要一大早出发，翻山越岭，涉溪过河，在群山间往返颠簸一两百公里。很多人生故事、贫困境况、奋斗历程我都是第一次听说，令我唏嘘、感动、流泪。我采访过的每一个人、每一张面孔，去过的每一个村子、每一户人家都清晰地留在脑海之中。

一路下来，我关注人们生活的改善，更关注人的精神面貌的变化。

画家罗中立曾画了一幅很著名的画《父亲》，这一度是中国农民——也是我们祖辈、父辈的形象，无限愁苦，无限沧桑。而这个《父亲》的形象，不是凭空想象的，是罗中立在大巴山写生所得。我采访前，以为会看到几张那样的面孔，但实际看到的人们的面容是舒展的。这种变化来之不易，我知道它不仅对于个人、更对于国家，是十分珍贵的。人的变化是最重要的，人的精神面貌的变化能准确地反映农村的变化。我希望我不仅仅是把湘西的变化报道了出来，还希望从这种变化中反映中国的“山乡巨变”，同时赋予社会人类学“乡土中国”的田野个案，以期回答如何在“一个都不能少”的庄严承诺中，让落于时代之后的他们和我们，携手前行，把“汔可小康”的憧憬变为现实，从而让我们每个人都有诗和远方，都有一个回得去的故乡。

贫困是全世界面临的共同挑战，摆脱贫困是人类千百年来的梦想。早在2600年前，先贤管仲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对古老的中华民族来说，“仓廪实”“衣食足”的渴望，深入骨髓。我在农村长大，深知贫穷带给人的是什么，更知做一个农民的不易，诚如我在《扶贫志》后记中描述的：

我清楚地记得每次耕种时的辛劳，以及撒下种子后的忧虑——除非收获了，从不敢抱什么希望，一切都得仰仗老天爷给的风、给的雨、给的光，风大了，庄稼倒伏，果实落地；雨多了涝，雨少了旱；阳光不足，收成不好，阳光太烈，赤地千里；以及虫灾、假种子，甚至施肥过多，都可能影响收成，所以，做一个农民，一年四季，日日忧虑，步步惊心，心如汤煮。

是这份“记得”，让我决心用自己笨拙的笔，写这本《扶贫志》。 

（本文为第20期“解放书单”主书单特约创作感悟）

《扶贫志》卢一萍 著湖南文艺出版社

本文配图来源：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