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迪·艾伦

　　采访者：Jenny Cooney Carrillo

　　被访者：伍迪·艾伦

　　进入电影界近五十年的导演伍迪·艾伦今年12月份就要迎来他的80岁生日，近日他接受了时光网驻美记者的专访。岁月似乎未对他的创作造成任何苦恼，工作中的伍迪·艾伦没有任何懈怠的迹象。明年他又将集结杰西·艾森伯格、克里斯汀·斯图尔特、布鲁斯·威利斯等演员拍摄全新电影，与此同时他还与亚马逊合作，于2016年推出自己的电视剧处女作。伍迪·艾伦的工作效率依然令人咋舌。

　　而在他的电影新作《无理之人》中，华金·菲尼克斯饰演的男主角阿比却是一位饱受生活重压的哲学教授。浑浑噩噩过活的他直到卷入一场谋杀案后，才觉得重获新生。伍迪·艾伦在接受采访时聊到了他对于这个角色理解，也回顾了自己的电影生涯。拍了这么多年作品之后，他认为自己终于在技术上有了精进“但是这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它仅仅归功于多年的拍片经历而已。”

　　在伍迪·艾伦看来，他现在的作品“是探讨人类生活的，所以它不会只是简简单单地凭借毫无温度的快节奏展现，不会像笑话一般转瞬即逝。”对于现代人不再走进电影院看电影，他的回应则是“心都碎了”。但是，正如伍迪·艾伦自己所说的那样，“有谁能够抵御走进客厅按下播放键就可以呆在家里轻松观影的诱惑呢？”

　　记者：这部电影呈现出了一个看似微不足道但却最终改变一切的时刻。您相信它的存在吗？

　　伍迪·艾伦：是的，我当然相信。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一直在做这些琐碎的决定。你决定走这条路，可能会安然无恙，决定走另一条，也许就会被一台正在吊起的钢琴砸到，或者碰到其他突发性状况。这些决定看似细小，但却能给你带来巨大的利害关系，每天、每时、每刻作用于所有人。

　　记者：这是否会让您对自己的决定持有不同的看法？

　　伍迪·艾伦：如果你顾虑的太多，就会变得优柔寡断，甚至呈现出一种病态，所以还是勇往直前的好。否则你就总是会纠结：“我该走这条路吗？先去西边再去市中心还是先去市中心再去西边？” “我该走在街的这一侧吗？”“我8点钟离开会更好吗？”这样下去你会疯的。该来的危险还是会来，你无法预料的。

　　记者：片中的主人公阿比无悔于自己犯下的罪行，您觉得这真实吗？

　　伍迪·艾伦：是的，因为他的感觉与愧疚相反。他自认为自己做了件正确的事情，并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在人生中，拥有信仰、追寻目标是非常重要的。笃信宗教的人相信做善事的人死后会上天堂，做恶事的人死后会下地狱，这看似没有任何理性依据作支撑，很疯狂，但就是因为他们信奉它，才使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如果他们没有这种信仰，生活将会充满焦虑和不安，而且非常空虚。

　　回到影片，阿比的问题在于，他一开始的生活浑浑噩噩，一切都是支离破碎的，直到他“摊上事”以后，才觉得自己是对世界有贡献的，由此身边的一切都变得美好了。这一切当然也是“无理可循”的。

　　记者:您在纽约拍片也有一阵子了，觉得它变了吗？

　　伍迪·艾伦：我本来应该在纽约拍片子的，但是那儿的夏天实在是太热了，这让拍摄成本变得昂贵起来，没错，这是个大问题。不过就纽约这个城市本身而言，它没什么不同。我记得在9·11事件刚刚发生以后，人们问我：“纽约还能和从前一样吗？”我的回答是：“会的，它将一如既往”。

　　当然，从我谈论的意义层面上看，它确实没有改变。不论是在9·11事件发生以前，还是当今的纽约，你都会看到人们去剧院、去餐馆，精力充沛、满怀激情地享受人生。所以，这座城市还是和从前一样，它依旧是一个充满创造力、浪漫异常、令人兴奋的居住地。但是，现如今有一个不容易被人们敏锐察觉的现象正在上演，那就是和我第一次搬到这儿相比，纽约在经济上出现了更大的断层。现在的纽约已经几乎没有中产阶级了，不过在我看来，中产阶级的回归才是促进城市发展的核心推动力。

　　记者：回顾您的职业生涯，您觉得作为一名导演，您的从影历程上发生了哪些变化？

　　伍迪·艾伦：在片场我其实没什么变化，可能是我性格比较安静，比较平淡的缘故吧，我还是那样。但是在其他方面就会有很多不同了。至今我已经拍了大概45部电影作品，因此即便我曾经是一个最笨的学生，如今也会积累相当多的拍片技巧和经验知识。所以作为电影摄制者而言，我一定比之前要做得好。这并不代表我是一个伟大的电影人，只是我现在再做电影一定会比早期作品《傻瓜入狱记》要成熟。那时我还从未涉猎过此类题材，只是全凭感觉试试看，做自己认为搞笑的桥段。

　　不过如果你再看我现在拍出来的电影，就绝对不一样了。这种差别绝不仅仅体现在内容主旨上，而是在整个电影的组织架构、剧本写作、剧情张力塑造等方面都会有所提升。如果你看过《魔力月光》、《午夜巴黎》、《赛末点》或是我的近期作品，你就会发现它们和《香蕉》、《傻瓜入狱记》这些早期作品大不相同，它们在技术上会更加精进。但是这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它仅仅归功于多年的拍片经历而已。

　　随着我年龄慢慢变大，生活的阅历会越来越多，这会对增加我电影的深度有所帮助，进而使电影内容更为普遍地受到人们的喜爱。我现在的作品是探讨人类生活的，所以它不会只是简简单单地凭借毫无温度的快节奏进行展现，不会像笑话一般转瞬即逝。当然，我喜欢笑话，能听到一个好的笑话确实很赞，但它不是人们迫切需要的。

　　记者：今年12月您就80岁了，对于终有一天会死亡的这一现实有什么独到见解吗？

　　伍迪·艾伦：我从5岁开始，就一直对死亡这个话题非常痴迷。所以于我而言，5岁和85岁（谈论这个）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同。每一秒钟我都在死亡的大门口徘徊，一想到这儿我就担惊受怕。

　　80岁生日那天我没什么特殊的计划，我真的不喜欢。在我看来，人们在一起庆生，举起酒杯并恭维一些“祝贺你今天70岁、80岁、90岁”之类的话，到处都是虚伪的客套，真的非常可悲，它们不适用于我。我倒是非常愿意和我的家人去餐厅享用一顿宁静闲适的晚餐。在我去世之前没有什么特别想做的事情，所以我还是会选择继续工作。我的父母都差不多活到了100岁，如果我也有幸能这么长寿，我很希望能做更多的工作，拍出更好的电影。

　　记者：您对如今电影院的变化怎么看？

　　伍迪·艾伦：毫无疑问它变了。看看你周围，电影院要么升级为3D、4D影院，要么就消失殆尽。随着成熟先进的电视产业的到来，电影院在容量、技术等方面的革新，势必导致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家中都会有一块巨幕可以播放电影，再也没有出门观影的必要。人们可以叫来几个朋友一起吃吃饭，然后到餐厅隔壁的屋里观看严格按电视规格编码的电影，如果他们想看安吉丽娜·茱莉的新片，他们可以直接语音遥控：“八点半在我的房间里播放电影”，然后等到八点半，安吉丽娜·朱莉的片子就会自动播放了。这完全是一种全新的模式，和我小时候的经历不一样。

　　记得那时，我会很早起床，然后迫不及待地奔向雄伟壮观美丽的电影院。人们会在电影院门口排起长龙，然后进院观影，那可真是非常奇妙的体验。如今时过境迁啦……除了电视，电脑也是常用的观影途径。一些大学生告诉我说他们很乐于用便携式电脑甚至是手机查阅资料。想想看吧，一个学生说“我看过《公民凯恩》和《阿拉伯的劳伦斯》”，但是他们是这样看的！（伍迪·艾伦举起了自己的手机）我们这代电影人看到这种事情发生，心都碎了。但是这是电影发展的趋势，有谁能够抵御“走进客厅按下播放键就可以呆在家里轻松观影”的诱惑呢？

　　记者：《无理之人》的故事发生在大学校园。您和大学有着什么样的联系，您是一个优秀的教授吗？

　　伍迪·艾伦：是的，我是一个好老师，因为我觉得我擅长授课。我很清楚我的想法，而且我的逻辑性不错。这种特质就某些方面而言可能是短板，但是对于老师这个职业来说绝对是必备的素质。我甚至都认为我做老师要比我做导演还合适，因为在我看来，天赋是上天赐予的礼物，它会让你掌握的更多。

　　不过话说回来，在我上纽约大学的时候，我可是个糟糕的学生。我只在我父母强烈坚持的时候去上课，由于各种挂科，大学一年级就被学校开除了。当时我攻读电影制片专业，它是我们那儿第一门电影类课程，但是我没读完。在高中我学过两年西班牙语，但是在大学的西班牙语课上我仿佛从来没有碰过西班牙语一样，还是不及格！

　　记者：您认为您是一个理性的人还是一个“无理之人”？

　　伍迪·艾伦：我是个理性的人，太理性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相比于艺术家，我更适合做一名教师。如果我感性一点，“无理”一点，我会在艺术方面做的更好。但是我太中规中矩，太理性，太有条理，太保守，哦，我真的是太太太理性了。这种感觉很好，它让你保持理智，但是这种理智太多了，对于艺术家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