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冷丝

栏目｜明星高薪

娱乐明星拿天价片酬，这个问题早就引起了广泛关注，很多人也在管这个事，但是，效果又如何呢？

前些年，有媒体证实，《如懿传》两名主演薪酬高达1.5亿元，《芈月传》的女主角也是近亿元的片酬，类似这样的明星还是很多的。

如果要追问具体有哪些娱乐明星在拿高薪片酬，而且至今还在拿高薪？恐怕没有一个人能够清楚地列举出来。就拿这几年非常倒霉的高云翔来说吧，他并非是拿天价片酬的娱乐明星，但是，由他而引起的几起经济纠纷案可以看出，涉及到好几个亿的赔偿金，这也足以说明高云翔在案发之前有多高的身价，一定是身家不菲。

20年前，国内演员总片酬在影视剧预算里的占比不足10%，绝大部分费用都用于拍摄、后期制作、特效等环节，导演、制作方都有充足的资金和时间，去精心拍摄制作。

近10年，国内演员片酬一路飞涨，占比达到50%到80%，演员拿的钱多了，其它需要花费的地方，自然就会面临压缩、节省等压力。这就导致很多影视剧变成明星流量剧，依靠演员的粉丝效应带动票房和收视率，五毛特效、粗制滥造、抄袭、刷票等情况时有发生，导演和制作方失去了精心制作的动力。

现在的问题是，天价片酬，谁具体在管？又怎么管？能够管得好吗？

明星是一部电影和电视剧的双刃剑，优势明显，劣势也很明显。

业内人士称，一些明星价格高得让人不敢去请，可是如果找不知名的演员，影院经理看到没明星，排片量就少，甚至根本不排。而电视台看到没明星也不买播出版权。所以只能花重金找明星，压缩其它制作成本，电影的效果又不好，剧本质量一退再退，造成恶性循环。显然，“天价片酬”成为压垮国内影视剧的重负，需要改变这一怪现象，扭转国内影视行业的畸形发展局面。

我国庞大的消费基数可以放大影片票房和收视率，并最终反馈到演员片酬和制作成本上，其他娱乐行业同样如此。我国港台明星、制作人进军内地，不是因为他们在本地做得不好，而是因为内地太赚钱。

好莱坞电影因为是以全球为消费市场，所以可以拥有全球最高的票房，最高的制作成本和演员片酬，也聚集了全球最赚钱的影视公司。体育行业也是如此，著名联赛和国际赛事也是全球销售，所以足球、篮球明星可以有高额薪酬。

明星薪酬所占比例也不必强制规定。例如科幻片《阿凡达》花费大量经费在特效上，爱情片《真爱至上》花费大量经费在服装道具上，电视剧《琅琊榜》花费大量经费在购买知识产权IP上，这些影视片对于演员的薪酬投入并不高，而《小时代》电影就是靠明星来吸引票房，因此演员的薪酬占比相对更高。

国内行政主管部门出台过几份有关“限薪令”的文件，也算是规章制度吧，“限薪令”涉及的面还是较广的，看起来似乎也较为完善，但是，毋庸讳言，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就内容层面而言，“限薪令”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性且无法律责任条款。

一方面，立法规定较为抽象、模糊。立法的可操作性是指法律规则、法律具体制度的设计能够得到具体执行、遵守，法律规则设计的合理、周详。从法条数目上看，“限薪令”仅有三条法律规范，不仅数量偏少、略显单薄而且强制力不足、执行性较差，其中，第一条规定了演员片酬的限制比例，第二条规定了演员总片酬超过制作总成本的40%需进行备案并说明情况，第三条则为鼓励性条款。整体观之，“限薪令”并没有就有关部门职责、如何实施、如何监督等关键性事项作出明文规定，这就会使“限薪令”的实施效果大打折扣，甚至流于形式，以至于优化片酬分配的立法目的难以实现。

另一方面，“限薪令”欠缺必要的法律后果。比如，“限薪令”的第二条并未就制作机构违反备案管理的法律后果作出规定，这就很容易导致制作机构不报备“天价薪酬”。而通常来讲，一个完整的法律规范在逻辑结构上包括假定、处理和制裁三个部分。其中，制裁问题是一个关系到法律实效的问题。也就是行为所要承担的法律后果，目的在于通过增进强制力来保障法律规范得以有效地遵守与执行。事实上，作为一部专门规制演员电影片酬的立法文件，如果没有明确规定制片机构以及演员违反片酬比例的法律后果，其很难在影视劳动合同的签订过程中发挥实际的拘束力。

“天价薪酬”问题是影视行业高速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缩影，却折射出市场失灵、演员自律、行业自治、政府规制之间的多重矛盾。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能否妥善治理“天价薪酬”问题关系到能否实现收入分配公平，能否促进我国影视行业的良性健康发展，能否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兴盛。

从长远来看，明星“天价薪酬”问题并非无药可救，但解决也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更不可能只靠影视行业协会单打独斗，而是要与监管部门、影视企业、演员个人一道打出“组合拳”。

总之，说起明星的天价片酬，包括制片人在内的专业人士有意见，行政主管部门有意见，普通百姓似乎没有感觉。也由此看来，治理“天价薪酬”问题任重而道远。建立有效治理机制的关键在于增加立法供给，重点在于实现合作治理，难点在于综合多种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