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最受欢迎的电影男演员、著名表演艺术家达式常，原籍江苏南京，1940年9月26日出生于上海市，前几天刚刚过完80岁生日。

达式常获得金鸡奖后与张瑜合影

达式常的银幕形象，在我还戴着红领巾时就熟悉了。那时，他在影片《青年的一代》中扮演男主角林育生，把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十分成功地展现在观众面前，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我有机会见到生活中的他，是在时隔20年后的1984年。那时我在报社文艺部当记者，负责影视剧方面的新闻报道，经常跑长影采访各地来拍片的导演、演员。

记得那年的早春，塞外的冰雪还没有融化，达式常风尘仆仆地从黄浦江边赶到北国春城，来长影参加《谭嗣同》的拍摄。当时，达式常刚刚从那场轰动全国的官司中摆脱出来，可以说是个新闻人物。闻讯后，我便打电话到长影招待所和他约时间，不料却吃了个不软不硬的钉子。他很坚决又不失礼貌地拒绝说：工作太忙，请原谅没时间接待记者。从口气可以听出，他对记者似乎不太欢迎。这也可以理解：诬陷他的那个人就是上海一家报社的记者啊！但我想，这样的记者毕竟是极少数，岂可因一人而"打翻一船人"？我拿定主意，充当一次"不速之客"，把我的想法告诉他。

一天傍晚，我敲开了达式常的房门。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位前半部头发剃得溜光的中年人。望着那发青的头顶，我怔住了：莫非走错了门?细打量，那透着刚毅极富性格的面容让我认定：是他——达式常。 达式常显然看出了我的神情，微笑着告诉我，他在《谭嗣同》中饰男主角，剧情需要，只好剃去一半头发，化妆成清朝人的样子。对贸然来访表示歉意后，我便直截了当地谈了我的想法。达式常听了，淡然一笑说："别误解，我的确很忙，晚上都要进棚排戏呢!"提到那场官司，他有几分激动地说："打官司是需要勇气的。一个演员时间非常宝贵。可生活中有些事情，你想躲也躲不开。总有那么一些人没事干就捉摸别人。我是演员，如果被人诽谤得不成样子，观众将怎样看待我的银幕形象？所以，我必须走上法庭，和丑恶作斗争!" 原来，在1983年早些时候，达式常接拍电影《人到中年》，因影片需要，他剪了一个平头（囚犯的标配）。这张照片用于报刊上做宣传后，某报记者为博眼球就造谣说：达式常蹲监狱了，还是鸡奸犯。流言像长了翅膀，很快传遍全国各地。这让正在拍摄《燕归来》的达式常坐不住了，决心拿起法律武器为自己的名誉而战。

人到中年的达式常

1983年6月15日，官司在上海开庭，达式常上庭陈述：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和人打官司.这是我做梦都没有想到过的，也是我极其不愿意干的事情。但是，这件事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非要诉诸法律来解决呢？我可以跟大家讲讲我的心情。我是"走投无路，逼上梁山"啊！去年十月份，我在外地拍电影，收到我爱人的来信，要我火速回上海，她在信中说："我受不了，我要发疯了。一天从早到晚在单位里，在家里，同事和邻居们都用异样的眼光看我，想从我的面部表情上判断出达式常到底出了什么事？"我出外工作半年多，两个戏在同时拍，孩子小不懂事，我爱人去向谁说？因此她让我无论如何回上海一次。我从事电影工作二十几年,我知道在电影生产期间离开摄制组对整个摄制组影响是很大的，也知道会造成什么样的损失。可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一夜之间被人诬蔑成流氓的形象，确凿无疑地说我被公安局抓起来了，我这样的人还能上银幕吗？辽宁电影制片厂的同志对我说："尽管我们是小厂，您是大演员，但如果您真有这样的事，哪怕损失几十万，我们也要换人。如果您没有这样的事，那么希望您回去后赶紧澄清事实，迅速回来拍片片。"原以为回来以后，我人出现在上海，活生生的人走在上海的马路上，总可以证明我没有给公安局抓起来吧，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回上海以后的情况，比我想象严重得多。我到街上买东西，刚一转身，背后就有人说："达式常出事了，喏，头也剃脱(掉)了。"…… 上海已经是满城风雨了,是不是仅此上海?不是!影响波及全国.广东电视台本来要播放我的影片<燕归来>.但是不敢播放,他们挂长途电话来问,达式常演的影片还能不能放?武汉大学请我们厂文学编剧去作电影报告，大学生当场递条子问这件事。东北有同志出差到上海，他告诉我，沿路火车上，人们都在谈论这件事，更不要说江苏、浙江了。我当时确实感到情况严重，我哪怕生一百张嘴也无法说得清楚。我只能去找组织，依靠组织来帮我查清问题。我将想法向厂党委汇报，我当时多么希望有人出来为我辟谣，有人为我说话。可是我当头就碰到两棒子：有些相信我、关心我的同志帮我写文章，可是某部不予发表；电台同我有三十年交往历史，过去希望我合作，要求我帮助，可是现在不打一声招呼，就取消了我的录音。这是为什么？我对厂党委和电影局领导说，请你们对我进行调查，立案审查都可以，我不需要任何保护，如果我有这样的事，送我去坐牢、判刑都可以。如果我没有这样的事，那么诬告我的人，应该受到法律制裁。非常遗憾，厂、局党委经过调查，证实了这些纯属谣言，他们向有关单位说明情况，打招呼、要求辟谣，有关单位领导置之不理。我很痛苦，也很苦恼。事情到了二级党委去打招呼都不起作用，因此我当时清醒地认识到，要想证实我是无罪的，纯属受害，要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调查清楚，这已经不是我们基层党委力所能及的。我刚才说了，那些日子很不好过，我爱人身体不好，在那种情况下她的胃病经常发作。孩子小搞不清楚，她只知道有坏人在诬蔑我，我们俩出去办事回来晚了，她在家嗷嗷大哭。一家人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背着沉重枷锁生活。我这个演员还怎么当？作为演员，我存在的价值是什么？是用我银幕上的形象去为人民服务，怎么能设想，一个流氓在影片上去教育别人呢？所以我如果不去找一个有权力的机关，去找司法部门，我是无法生活和工作的。所以我才向法院起诉……

达式常的遭遇，使我想起30年代女影星阮玲玉。面对流言诬陷，柔弱的阮玲玉感叹"人言可畏"，选择了自杀；而达式常选择勇敢当地走上法庭，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尊严。

达式常的勇气不仅表现在他打官司，也表现在他接《谭嗣同》这部片子。尽管从影20多年来，他不断开拓艺术之路，探索新的领域，扮演过营业员周金山(《柜台》)，解放军指挥员田文中(《难忘的战斗》)，汽车司机常大进(《万里征途》)，侦察科长钟垒(《东港谍影》)，红军师长岳明华(《曙光》)，眼科医生陈战(《他们在相爱》)，外科主任林汉华(《燕归来》)，知识分子傅家杰(《人到中年》)……但那些角色毕竟都是现代人，而谭嗣同是历史人物，是清代维新运动中的激进派领袖，著名的戊戌变法的参加者。其语言及生活习惯等与今天相去甚远，更重要的是其世界观也较复杂。在银幕上再现其形象，难度大啊！达式常初次演古装戏就碰上这么个难题，不少好心的朋友都为他捏了一把汗。 "谭嗣同是我扮演的第一个封建社会时期的角色，"达式常说，"我不敢说有把握成功，但有信心去演好他。谭嗣同是影片中贯穿始终的人物，戏很重。电影厂要求今年拍摄结束，压力是很大的。我很喜欢这个人物，我是以其维新变法的勇气来拍《谭嗣同》的。" 为了不影响达式常晚上的工作，我只好告辞了。几天后在摄影棚，我又一次见到达式常。这时，他已戴上梳着大辫子的假发，身穿长袍马褂，正在全神贯注地排戏。尽管我们没有机会交谈，但他对艺术创作那一丝不苟的神态，却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之中，至今不能忘怀！

步入耄耋之年，达式常风采犹存

最后说一下大家关心的达式常那场官司的结果。结果就是没有结果。在80年代前期，新闻媒体有了不实报道，受到伤害者往往投诉无门。达式常被报纸诬陷诽谤，电影局出面都无济于事，就是一个例证。那时候新闻单位的主管领导有一种心照不宣的共识：报纸是党的"喉舌"，即使有了错误也不能公开认错道歉，以免影响其威信。而法院一般情况下也不会对新闻媒体做出败诉判决，大都是调解了事。对此，作为新闻从业者，我一直不以为然。不管是什么单位与个人，错了就是错了；错了能勇敢地承认道歉，这才是正确的态度。此举不但不会降低报纸威信，反而能赢得更高程度的信任。好在到了90年代中期，随着国家法制的健全，新闻媒体公开认错、打官司败诉已经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