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隐娘和精精儿在白桦林交手

　　一星或五星都不能概括我对《刺客聂隐娘》的感受。它是一部高级的电影，然而并不动人，至少多数时候并不打动我。

　　当然你可以说，这种不打动也是高级的一部分，是导演的有意为之。然而就像两次观影里我一直在想的，言外之意的细节指向留白顿挫我都能明白，但为什么就对我没有意义。就像读了这么多年书，我却终于依托《聂隐娘》直观地了解了气蒸云梦泽是怎生景象，云山雾罩又是何等过程，但也只是想，这拍的该多不容易啊，但为什么就对我没有意义。就像在导演止于所当止的艺术实践中，我像触发隐藏任务完成拼图游戏一样达成“全剧情√”，但达成后我连怅然若失之类的情绪都没有，我只是想，为什么就对我没有意义。

　　当然你也可以说，这种没意义才是导演的自觉。然而作为一个自私的人类，我能记起的都是侯孝贤 曾经给我的感动，经验相逢、情感相通的感动。即便《最好的时光》之后没有重看过他的电影，但2010年看他拍刘小东的纪录片《金城小子》，对着那些芦苇摆荡的空镜头我一样热泪盈眶：到底是侯孝贤。

　　那时候我相信侯孝贤的长处在凝视，前现代的观看方式，在这个停留一秒已太久的时代里，任是无情也是脉脉温情。

　　所以当我意识到对《聂隐娘》毫不动情的时候，惶恐地以为是自己变了，但盘点了一下近期喜欢过的片子，终于鼓起勇气去思考导演的问题。我想关键或许在于，《聂隐娘》凝视的唐朝，太美太好太理想也太忠实，但并非与导演共在，而是由导演敬神如在、考据而来。

　　原来他的悲情城市，好男好女，他的长镜头的天地不仁，空镜头的余情未了，在《聂隐娘》里，统统成了郑而重之的献礼。各类考据实录创作手记，在另一个角度上，恰是国风如何被唱成周颂的例证。

　　还原唐朝本身是个伪命题，君不见为了令今古之情相通，影片作多少铺垫，但若于唐人，又何消解释。我有个朋友熟读《聂隐娘》背景资料，我提出的任何质疑，她都以“侯孝贤怎么想怎么说”消解，虽然我觉得从影像文本出发，不必为此所囿。唯一她提到，阿城本来建议做一个现代聂隐娘，飞车少女，就地取材，取人命如折花枝。我觉得这个构想更得传奇精髓，也会是侯孝贤所亲熟的世界，然而他选了困难模式。

　　当然，他依据专长，重志人而非志怪。裴铏的聂隐娘几乎只有行为，但侯孝贤补足各种内心戏。电影里反复诉说聂隐娘的委屈，痴坐浴盆的垂泪，照顾父伤的抽鼻，蒙着脸的无声的大哭，以及，不见其人的微微飘荡的绳索帷幕。但奇怪的是，我全未动容过。甚至看到中原魏博、青鸾舞镜的设计时，我还本能地为这种台湾属性撇了下嘴。二刷之后，我花了三个小时跟文艺片爱好者论证电影如何不动人，论证到她拒绝对话，低头玩手机。

　　但在回家车上，突然想起结尾牛羊下山，妻夫木聪牙牙学语地唤着隐娘迎上前去，快乐到不知所措，如小动物般忽前忽后亲昵环绕，莫名就掉了眼泪。或许现在我的经验与情感范畴内很难合理界定《聂隐娘》，这不是一部一星或五星电影，但可以确定的是，还是一部侯孝贤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