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看文化君独家专访王小帅↓

是个“愣头青”——“每次拍电影都是咬着牙，像愣头青一样去完成”；

是名北漂人 ——家乡感的流失，成为创作中一以贯之的情感密码；

是位记录者——“每个人都背负着时代烙印，不如在现有年龄拍擅长的电影”。

他是导演王小帅。

2020年12月9日，第三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首期大师班的现场，座无虚席，“站场”也爆满。王小帅以“电影是对时间的凝视”为主题，与观众和4名青年导演进行了创作交流。

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大师班现场，王小帅（左二）与青年导演交流。

回忆起第一次出国参加洛杉矶电影节，他因为着急吃错了降火药，嘴巴肿起水泡，心情也糟糕透了，“想起来都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后来，他频频带着作品出现在国际影展和颁奖典礼上。去年，第六十九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颁奖典礼，王小帅导演的《地久天长》一举斩获最佳男女主双银熊。今年，《地久天长》使他再度获得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年度导演，同时也揽获北京电影学院奖电影导演奖、亚洲电影大奖最佳导演等……他格外珍视：“拍电影是最快乐的职业，是一件幸福的事儿。”

王小帅从影20余年，执导了13部电影长片，多次入围欧洲三大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并屡获奖项。从1993年的处女作《冬春的日子》开始，无论是《十七岁的单车》还是《我 11》，一直到最近的《地久天长》，他的作品里有着独特的个人生活印记，也通过放大这些记忆，重新抒写了记忆所栖息的那段历史。这种处理记忆的特质，被他称为“梳理时间、凝视时间”。

1989年，王小帅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分配到了福建电影制片厂。当时，他希望沿着第五代导演从小型电影厂突出重围的成长路径走下去，却发现一年一部电影拍摄指标的情况下，自己很难拍上电影，干脆只身一人偷偷溜回了北京。

“一旦离开再回去就是一个外来者，庞大的北京已经没有你的立足之地了。”他不要浑浑噩噩地赖在这里，急于证明，堂堂正正立足。于是，王小帅拍摄了1993年的处女作《冬春的日子》。接下来的几年里，他的镜头聚焦上世纪90年代的社会变迁，《扁担·姑娘》《十七岁的单车》等作品讲述了下岗潮、农民进城打工等事件。

可是他依然不满足，干脆把摄像机转过来对准自己，对准孩提时期随父母从上海到贵州参加“三线建设”的13年点滴。他说，“我有一种强烈的愿望，要告诉别人我们是从那儿出来的，把那些不可思议的经历和人生表达出来。”就这样，“三线三部曲”（《青红》《我11》《闯入者》）诞生。

《青红》是他编剧时间最长的一部电影，“我发现我自己每次拍电影都是咬着牙，特别愣头青一样地要把这个事情做成。”当时他几次去到贵阳，“看到所有的楼盘都在起来，道路在建，心里非常焦急，担心再不拍，它就会完全从我的生活、记忆还有地球上抹平了。”事实上，他近九成的影片都是由自己同时担任编剧和导演，这种愣着头往前闯、表达自我的态度，伴随着王小帅创作的岁月。

作为“家园三部曲”的首部，《地久天长》通过两家人的关系反映了近30年中国社会的变迁，“灵感来源于2015年听到一条关于实施全面二孩政策的新闻”。他意识到镜头可以放得更远了，不只看自己、看近亲，而是传达“有关我们中国人的家乡概念，我们的土地概念，我们的身份概念，这些都是普通人所经历的”。如今聚焦农民群体的第二部《沃土》正在筹备中，第三部则将诉说知识分子的故事。

漂泊感，成了王小帅作品里一条汩汩不息的河流，他独自站在河的中央，执拗地追寻家乡的根，“直到现在我还是个北漂，并不是北京人，家乡感的流失可能会伴随我一辈子吧”。正因如此，电影之于王小帅，就像《十七岁的单车里》的自行车之于“小贵”，有了这张情感与记忆的身份证，才是一方水土的人。

《十七岁的单车》剧照。

《地久天长》的结尾有着看似圆满的和解，虽然王小帅觉得这是个“微笑着流泪的大团圆”，也有人提出看到了导演风格的转变。他承认，虽然可以“保持最年轻时的冲动”，但随着时间推移，岁数一点点长大，风格确实会有变化，“这是时间和生命本身给予的，时间是一把雕刻刀，会慢慢在你身上留下痕迹”。

他对现代化有着自己的思考，很警惕现在社会过快的断层式的发展。“我是个蛮趋于保守的人，总希望时间慢下来，人家买东西刷二维码一下就过去了，但我咬着牙，想着就算被嘲笑也要拿现金出来。”他觉得好的电影不是单纯追求时效，而是用不同年龄的眼光记录不同时代的事情，“每个人都背负着时代的烙印，不如在现有年龄拍擅长的电影，把自己放在自己生命的每一个过程中是一种幸福。”

纵然王小帅坚持用光影凝视时间，时间的滴答声依然转动不停。幸好，他始终保持“逆流而上”的勇气，相信经过时间的沉淀与淘洗，好的电影终将真正地留下来。

在海南岛国际电影节期间，文化君独家对话导演王小帅，以下为节录↓↓↓

文化君：从1993年的处女作《冬春的日子》开始，无论是《十七岁的单车》还是《我 11》，一直到最近的《地久天长》，对时代的观察一直贯穿您的作品。作为创作者，回望过去的日子和记录当下的时代，哪个比重更大？

王小帅：现在很多年轻人提到《冬春的日子》，总觉得那是一个老片。实际上我是在90年代初拍的那部电影，反应的也正是1992年的社会氛围，所以我是很当下的。

但是，我也有处在当下来回望过去的电影，像《我11》《青红》等都关系到过往的日子。然后再到《闯入者》，这个片子其实也是关乎当下老年人的生活状况以及过去的事情。

所以我的创作里，回望过去与记录当下这两种状态都有，两者都很重要。

文化君：今年，您凭借《地久天长》获得了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年度导演、亚洲电影大奖最佳导演、北京电影学院“学院奖”电影导演奖。这些肯定意味着什么？

王小帅：近几年，国内电影节越办越多，中国电影导演协会的活动一直持续在做，北京电影学院的“学院奖”28年前颁了第一届就停了，现在又恢复颁奖，《地久天长》正好赶上这个时候很幸运，我非常珍视获得的肯定。

我以前拍电影的时候，国内的环境还不是很成熟，气氛还不是很热烈。经常有人说我们到国外能够拿奖，回来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个现象不仅反映了东西方电影市场和审美文化的差异，还说明本地电影发展的土壤还不成熟。现在我感受到的是，我们正在为电影创作培育更肥沃的土壤，越来越重视自身的创作人，以及自身文化的价值。

文化君：电影人如何适应电影市场的变化？

王小帅：电影是年轻人的艺术，由他们在创作中表现自己的心态和行为模式；年轻人是观众的主力，什么样的电影受年轻人欢迎很重要。电影会不停地随着观众的喜好，以及其他各方面因素的变化而变化。这种现象是正常的，而且是应该是这样的。

然而，不那么年轻甚至上点岁数的导演，也不见得非得要去适应现在的市场变化。电影人应该随着自己的年龄、阅历以及时间的累积，去做属于自己的电影，去描述自己眼中对世界的看法、对生命的看法、对情感的看法。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可能不会被马上投放到市场里，获得年轻人的积极反馈，但它们会留下来。不同年龄段的导演看待世界的眼光，通过影像留下来，从而形成文化的积累与沉淀。

文化君：优质电影的标准是什么？

王小帅：一是能够跟现实紧密联结，二是能够经过时间的检验。好的电影，就是把当时当下人们的生活近态、社会的现实状况，以及人们在历史中、生活里的遭遇，记录下来放在那里。多年以后再回过头去看，这部电影依然存在意义和价值。

文化君：从影20余年，执导了13部电影长片，一路走来创作风格有所改变吗？

王小帅：从时间维度上说，一个人在20几岁拍电影、30几岁拍电影和50岁拍电影，风格确实会有变化，这是时间和生命本身给予的，改变不了。时间是一个雕刻刀，慢慢地就会真正在你身上留下烙印。不如就在现有的年龄拍擅长的电影，坚持做下去，因为这是一种需要。

如果一个人将近60岁了，还能保持愤青的状态，我倒挺羡慕他的，但是这种人很少见。其实我内心深处，对电影的炽热与愤怒一直存在，像用鸡蛋撞石头，一千个鸡蛋，一万个鸡蛋，十万个鸡蛋，没准撞出一只生动的活鸡出来。

文化君：近年来，中国电影类型愈加丰富，然而部分类型的电影依然面临排片、票房等困境。怎么看待不同类型电影的市场境遇？

王小帅：市场型、商业型的电影构成了目前国内电影市场的较大基数，没有问题。还有一些不那么大众的电影，没有收获强烈的市场反响，或者暂时没有触碰到当下热点，但多年以后看价值依然存在，这些电影也需要得到帮助和鼓励。

比如近年的几部电影，万玛才旦的《气球》、梁鸣的《日光之下》、竹原青的《星溪的三次奇遇》等，都获得过不少电影奖项，但是投入市场后排片率只有百分之零点几，其实非常可惜。我们怎样让这样的电影能够存在，让这样的电影创作者能够更踏实地往下走，而不是逐渐消失？我们得为它们感受一丝心疼，有了心疼，就可以想办法。

文化君：中国电影真正走向国际，面临什么挑战？

王小帅：我们在观赏一部影片时，真正留下的深刻印象，都是电影本身带来的。真正走出去，有生命力的输出，要让电影自己走；真正的交流，真正走到民间里面去，要靠电影本身。

文化君：《地久天长》是“家园三部曲”的首部，第二部《沃土》已经官宣海报，接下来有什么拍摄计划？

王小帅：《沃土》这部电影比较复杂，目前已经看了几个取景地，先把整个方案构思出来，希望留出比较充分的筹备时间，到明年秋天应该可以开拍。“家园三部曲”的第一部是关注工人群体的，第二部是关注农民群体，第三部会关注知识分子群体。

记者/撰文 陈圆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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