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振：电影只是事情一件_影视

王晓振：电影只是事情一件

查看：709 / 更新：2022-02-11 00:37

“2020年是电影行业的新节点。疫情带来的行业创伤和随之而来的秩序重组，构成当下，也是电影未来的起点。《时尚芭莎》电影组和6位青年导演聊了他们的处境、创作，以及所面对的新秩序。他们是科班出身或非科班出身，是纪录片、剧情片和作者电影的创作者。

这是当下电影环境里仍有多元作品诞生的佐证，在行业面对这些新导演的时候，他们的电影观念、创作母题和成长路径同样构成新鲜血液和电影工业体系之间的呼应。年轻的导演、新作品，这是电影未来可能性中的一种。”

左起：

捻丝大衣、银丝衬衣、条纹西装长裤均为 Emporio Arma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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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领西装外套、阔腿西装长裤 JW Anderson

绑带高跟鞋 Givenchy

双翻领西装外套、西装长裤、金属头皮靴均为 Givenchy

拉链衬衣 dunhill

斜纹翻折式Trench风衣、直筒长裤、方头皮鞋均为 Burberry

压纹皮质夹克、褶皱长裤 Giorgio Armani

皮质高跟踝靴 Giuseppe Zanotti

银丝西装外套、银丝衬衣、银丝西装长裤均为 Emporio Arma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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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振：电影只是事情一件

“那么就做吧，既然做什么事情都一样。它（电影）只是一件事情而已。我不要想目的了，因为我知道肯定没有目的……你不知道活着有啥意义，你想办法能活好就行了。”

最近有人找王晓振演戏。这之前他演过自己导的两部电影，还有别人的小短片。他觉得自己适合屌丝点、颓点的角色。王晓振还觉得做演员比做导演更纯粹更轻松，他更喜欢演戏。

高领打底、衬衣 Bottega Veneta

拼接大衣 dunhill

但他没打算真的去做专职演员。2020年他的第二部长片《情诗》在First青年影展上拿了大奖——最佳剧情长片。现在电影和发行公司签了发行合约，也有上映计划。

杂志拍摄当天王晓振是一个人来的。记者说，别的导演起码会带一个宣传人员。王晓振说：“宣传？这有什么，我都没告诉过他们（发行公司）。”王晓振短发、戴黑框眼镜，穿个卫衣，和大街上任何一个朴素的青年人一样。他特温和，说出来的话落到纸面儿上又特犀利。

比如他说：“我肯定不是非拍电影不行，我也好像并不是不热爱。”

他说：“我不认为这个影片中间会有好多鼓掌、大笑什么的，我觉得是（电影节）氛围导致的。观众也有一些极其年轻的，我也不认为他们真懂电影。有的人可能会被新闻误导觉得这应该是个好片子，‘我得表现出认可才觉得我是能够看懂的’。”

他还说：“拿完这个奖我还给（某家影视公司）看过，后来后悔了。我以为他们看完会跟我聊点啥，后来感觉只是要看看导演值不值得做一些商业计划，比如青春校园。这些资方我不认为他们会懂这个事情。另外他们眼里只有钱，我理解这个事情，但是我要早知道的话就不必麻烦了。"

《情诗》是个特别的电影，在去“First”之前，王晓振的海外发行公司还带它去了一个瑞士的尼翁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电影里现实和虚构的边界很模糊，王晓振没想给它分类。“它是虚构的，我把我的虚构（过程）呈现给大家。里边我很难找出虚假的东西。”

用纪录片的方式做剧情片，他对这个形式不感兴趣。王晓振起初想拍普通故事片：一对男女争吵之后女方示弱，让男的读一首之前写给她的诗，其实那首诗是写给别人的。王晓振想呈现这种问题。他自己拍、自己导、自己剪，演员也是自己和妻子周青。拍到一半周青出戏了，她不是职业演员，为了哭出来反复地想去世的亲人，出戏的时候，她质疑这种创作是不是在消费对亲人离世的感情。

人物关系发生了变化：“原来只是一对夫妻，现在变成了一对夫妻同时是导演和演员。”接下来的戏份已经拍了一部分，但王晓振觉得出戏之后的东西比原来好，他不想再退回去了，重新结构了一个剧本匹配新故事，虚构和纪录形式交织。

后来很多人把《情诗》和《摄影机不要停》《谁能带我回家》类比，王晓振决定这么做的时候还没看过这些电影，认为形式挺新鲜，“但它只是手段”。有的新闻里写导演想出名、挺虚荣，这就是新剧本要说的问题。王晓振说：“我得有这样的问题才去拍这样的问题，才愿意把自己当样本。”

西装外套、暗纹衬衣、西装长裤均为 Z ZEG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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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诗》跟他的第一部长片《田园将芜》之间隔了7年。中间王晓振去赚钱养家了。

他和周青2015年结婚，有了小孩王小说。夫妻俩人都从乡下出来北漂，王晓振多数时间都用来赚钱，现在也是，他有个合伙人、有个拍广告的小公司。妻子在天津的一个大学里教电影史，学校在蓟县，属于天津又离北京很近，从通州出门，坐班车一个小时就到。王晓振声称妻子喜欢做职员，对拍电影不感兴趣。“我也不是很了解（电影史），但我感觉她比我还不了解。”俩人过的是挺普通的日子。

王晓振是山东临朐人，在东北师范大学从本科念到硕士，都读电视编导。他根本不知道自己能做电影，这感觉是个很工业的事情。其实他们学校出了好几个青年导演，包括拍《我不是药神》的文牧野和拍《清水里的刀子》的王学博。

王学博拍完短片在学校展映，王晓振去看了，觉得这个东西挺像电影，自己好像也能做。上课看贾樟柯的《小武》也是这感觉，好像简简单单的也可以做个电影。2020年《情诗》出来，也有人说王晓振像阿巴斯、洪尚秀，他们都有一个共性，小成本——王晓振不是能去找钱的人，他都没试过找钱，想拍电影只能找到方式。

王晓振毕业了不知道要干吗，看有人考研他也考研。2012年，拍《田园将芜》的时候他研究生刚毕业，在一个极小的公司里负责影视部门，部门始终没有业务，他相当于挂职领钱。他想找事做，身边的朋友都在拍片，他也拍。

故事讲一对青年回乡下老家见父母，发现父母不在家。拍的就是日常生活。那时王晓振正跟周青谈恋爱，俩人都在长春读大学，学的专业都是电视编导。片子也是两人一起演的。电影做完不知道要干吗，杨平道告诉了王晓振两个节展：北京独立电影节、中国独立影像展。王晓振投了片，在中国独立影像展上拿了最佳处女作，没后续了。

拍电影这事“为什么”和“怎么做”，王晓振是后来渐渐想明白的。“电影像一个手段，不是个目的。人类不可能必须需要电影，没它也能活。”他做这件事最开始是觉得拍电影是挺牛逼的事情，“投入了这么多精力发现它不是这么个事情，但也不想马上把它放弃。那么就做吧，既然做什么事情都一样，它只是一件事情而已。就尽量想办法把它做好就行了。我不要想目的了，因为我知道肯定没有目的。你不知道活着有啥意义是吧？你想办法能活好就行了。”

王晓振想拍能打动自己的作品。他理性，生活中能打动自己的点很少，本身经历也像白纸一样——但谁也不想冷漠地在这个世界上这么过是吧？

第一部长片拿完奖，他就没确定自己的导演身份，独立电影圈里对片子挺认可——但圈子小，他也不能保证自己能做下一部。他觉得自己一直相对清醒，比如：《情诗》拍完他也没觉得自己完全是个导演。

“只能说我可以做一些类似的作者电影。”比如，他没执着让电影上院线，把它卖出去比较重要，他觉得这个片子不会有太多人愿意看。比如有人说要给电影做海外版，找几个明星来演，剧情上再狠一点；有人找来让他重拍一个更好看点的，他都没同意。

《情诗》的反馈超出预期，是“满足了虚荣感”；First的奖也给他更多信心，那是因为：“我做得不够自由、不够成熟，还需要获得这个东西支撑着你往前走。我如果是纯粹的作者，有没有这个都应该继续能做。”

王晓振拍了两部长片，对电影生态创作之外的部分解除很少。但他觉得电影挺不好做的，环境也不是特别良性：他觉得假设“First”这种能供小作品出口的电影节不存在，青年导演90%出不来就不再做了，因为电影不是做给自己看的；走创投、进入电影工业的成熟秩序是另一条路，“除非这个人真写出了一个必须得拍出来的才跟它耗”；同时他又觉得现在拍电影的门槛很低，想做的话自己也可以拍出来——问题是能不能够达到创作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