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文开篇举例，认为人太多了，导致1997年深圳的卖春女盈街，可以像骡马一样随意挑选。这个理由太牵强了。荷兰、许多欧洲国家的性工作者也很多，俄罗斯的更是全球遍布，但这些国家没有中国人多，俄罗斯更是严重的缺乏人口，奖励生育。那时深圳卖春的多，只能说明需要的人多，收入和内地的水平差距大，同人口多没有必然的关系。现在深圳的卖春女少了，难道是人口减少了吗？

他还提到1998年深圳东门的一些女工月工资不到450元。不说道德，从趋利避害的角度，刚好解释为什么卖春女多。那时全国性的低工资很普遍，我1995年研究生毕业在北京市政府的月工资才500多。1999年离开的时候拿到手的也就每月900多，而我在深圳政府的同学已经挣到3000多，老家做工人的朋友也就300多。不同地域、行业、工种的工资差别始终存在，这个和人口多少有什么关系？

至于苏文否认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因素，更是罔顾事实。一方面，人口多，纳的税也多，因为每个人都要交税，至少要交消费税。中国之所以拥有世界上最最有钱的政府，难道不是收的各种税吗？人口多，相互服务、企业雇佣、公共管理，需要的就业机会也多。尽管会有残酷的竞争，但生产、消费、服务、贸易，共同拉动了中国GDP的持续增长。50万人口的冰岛，财政入不敷出，政府几欲宣布破产，难道不是由于人口少、总值小、福利多造成的吗？而这正是我们的“人口红利”，每一个类似人口的城镇政府尽可以税收、投资，而不需要考虑太多的社会福利。

另一方面，中国制造、血汗工厂、农民工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别的国家的人民也许比中国劳工更吃苦耐劳，但他们总量的供给、政策的容许，没法和中国竞争。劳工总量印度、非洲也不算少，但很多国家由于殖民历史的影响，政治发展高于经济水平，会有劳工权利、人权标准、环境保护的政策法规，更有工会、媒体、反对党、国际社会的压力，需要顾忌童工女工问题、最低工资、工作环境、医疗失业养老、环保评估等问题。而这些对我们只要增长的政府、强势的企业、被任意驱使的农民工，是个问题吗？大量的矿难、尘肺病、工伤、欠薪支撑的产业，学术界所称的低人权的经济增长、带血的GDP，不就是我们的人口红利吗？尽管我们在政治上、道德上多么不愿意接受，人口红利确实存在。

苏文的基本论据是：中国人太多了。果真如此吗？

绝对地看，中国13亿人口，确实是人口最多的国家。然而，要是以人口和领土比较相对来看，中国的人口密度仅为第11，远低于日本的第2、英国的第6和德国的第7。

中国虽然有13亿人，但却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而日本仅有37万的土地（中国的1/26，略小于云南),却居住了1.3亿人（中国的1/10)；英国24万的土地上（中国的1/40，相当于广西),更是居住了6000万人（中国的1/22)；德国的8000万人（中国的1/16），居住在35万的土地上（中国的 1/27，山西陕西之和）。因此中国尽管人口多，但土地毕竟也大呀。再想一想印度，11亿人和中国差不了多少，却只有328万土地（中国的1/3)。

有人会说，中国的人口分布很不均匀，东部地少人多，西部地广人稀。那么世界上没有几个国家的人口分布是理想状态的，都集中在大城市和平原地带，分布严重的不平衡。仍以日本为例，80％的人口集中在狭小的本州和九州岛的京-滨、阪-神城市带上，广大的北海道只有很少的人口。英国70％的人口集中在伦敦周围的英格兰东南部地区，广大的英格兰北部、苏格兰高地地广人稀。韩国更是1/4的人口约1000多万集中在首尔一地。

又有人会说，中国虽然面积大，但2/3的是山地，还有很多沙漠、戈壁、冻土、荒地等，不适合开发居住。但日本的山地面积占到3/4,很多地方都在火山、地震带上，北海道冰天雪地，也不适合人居住。英国的苏格兰高地，很多地方也很荒芜。世界上最发达的瑞士其实是山的王国，70%的国土面积被阿尔卑斯山脉和汝拉山脉覆盖，不适合人居住(这也是为什么瑞士的隧道和缆车是世界上最多、最先进的），尽管崇山峻岭看起来很美。再以我国的台湾岛为例，3.6万的土地上居住着2300万人，除了西侧的平原和台北台中的盆地外，中央大部都是山地，地震多发。而海南岛的面积3.4万比台湾略小，人口却只有800多万，除了畸形的房地产和饱受诟病的旅游业，经济规模和社会总体发展水平，没法和台湾相比。

所有这些差距的症结在哪里呢？

社会学上有一种道德恐慌(Moral panic)的理论，也经常被传播学所借用，就是人们不敢、不愿背离道德或固有的观念，去探求一些问题和事件的真相，分析一些群体、组织乃至政府的本质，而是通过人云亦云的认知、专家的分析、媒体的报道来寻找合理的解释。比如用网吧来掩盖社会问题和教育缺失，用“自然灾害”来掩盖政策失误，用大规模杀伤武器来转移伊拉克战争后面的石油军工利益。尽管全世界都有可以随便上的网吧，不像我们这么麻烦，还经常引起争议；尽管查那几年的官方报导和气象资料，总体都是风调雨顺，喜获丰收，甚至在出口粮食换外汇，只是过后才找补出现自然灾害；尽管最后伊拉克没有核武器，真要像朝鲜一样有，反而没人敢打。

许多人在道德上习惯地认为政府都是为人民的，但不知道政府并不是抽象的机构，而是有具体的官员构成，他们会有贪欲，会与民争利。比如房价高都是开发商在追逐暴利，和地方政府高价售卖土地、征收各种费用没有关系，而且政府会平抑房价的；看病贵是医院在乱收费、医生在收红包，而不是公共医疗的财政支出按比例在减少；上学难是由于家长要择校、学校收赞助费，而不是教育经费很少达到承诺的占GDP的4%，经常还会下降。

专家和媒体把房价高、看病难、教育贵等复杂的民生问题归咎于开发商的暴利、医生的红包、学校的乱收费等，既不至于使人们产生“道德恐慌”，巧妙地回避了政治敏感性，也吸引了读者。一些政府也愿意让房地产商、医院当替罪羊，淡化它们在政策管理方面的责任。同样，专家把中国的政治、经济、就业问题都归结于人口多、素质低，普通人和政府也乐见其成。

但和日本的人稠地狭比起来，中国本质上并不是人口多的问题，而是政策和管理水平的问题。和台湾、新加坡的华人比起来，甚至和我们的过去相比，也不是素质问题，还是教育和管理问题。

你真的以为中国的人口少了一半，你的就业机会将增加一倍、住房面积扩大一倍吗？或者房价下降一半吗？难道历史上中国人6亿的时候比现在生活更好吗？

你真的以为中国人口到了20亿的时候，就是人挤人、人吃人、天下大乱的时候吗？难道现在狭小岛国上人口众多、分布不均衡的日本人、英国人真的在“水深火热”中吗？

我们很难测出中国人口的上限，但如果长期人为地控制增长，或者像苏振华兄主张的执行“严厉的节育政策”，不说家庭人伦的问题，单说我们的经济增长，都会出问题。人口多，就业机会、税收还多呢！中国已经进入老龄社会，地域、行业等结构性的劳力短缺正在显现。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如果长期没有大量新生力量的补充，别说维持经济增长，民族的繁衍都是问题。目前第一代4-2-1综合症的后果已经严重，想一想连续三代4-2-1的可怕后果吧！

回到苏先生主张的“严厉的节育政策”，作为个体，愿意节育我不反对，这是个人的自由。实际上，现在我们周围就有人不生，有人生一个，有人生更多。作为国家来说，长期实行严厉的节育政策，就要不到了。一个种群、一个民族，没有一定的人口数量和生生不息的新陈代谢，会衰亡的。

苏文的最后一句是：“张艺谋被罚748万元，太少了，几乎就是在鼓励张艺谋这样的权贵超生”。张是个名人，但绝对不是什么权贵。真正权贵的婚姻、子女、财产你无从得知，更不敢点名道姓的批评。老谋子其实是个实在人，如果他也像许多富豪或真正的权贵，在香港、国外生，入了籍再带回国内养，根本就不需要交什么社会抚养费。况且这个社会抚养费被谁收走了？怎么花了？公众无从得知。

748万不是小数目，可苏先生认为“太少了”，他自述是“拿有经济学学位”的，请帮算一下，到底交多少不算少？他还主张“执行一胎政策，超生者施以经济处罚”。如果一个穷人家庭多生了，交不起罚款怎么办？如果由于交了罚款，更是没有钱养孩子怎么办？是像有些农村牵牛、抱家电、抢口粮？还是罚父母做苦力，打欠条？逼得他们像游击队一样东躲西藏。反正人生下来了，不能像经济学宣称的坏账核销、不良资产剥离。

如果苏文主张的只生一胎的“严厉的节育政策”早实行多少年，不知我们俩现在的讨论还有没有可能？他排行老几不清楚，我排行老三，大哥和小弟都夭折。父母在60-70年代生了5个，存活3个。再往前，我奶奶生了10个存活的儿女。过去农业时代，在我老家陕北艰苦的自然环境，没有人口的数量，谈何人口的质量和家族的繁衍。即使现在工业时代，随着包括神木在内的陕北煤气油的开发，当地需要大量的就业人口。幸好有外来人口的补充，如果都搞节育了，不知如何生存发展？

正是由于看到这些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才开始放宽生育政策，公众要求废除计划生育、取消社会抚养费的呼声也越来越大。在此情况下，苏振华先生借张艺谋事件，用一些牵强附会的例子和似是而非的理论，要求严厉的节育政策，征收高额的社会抚养费，让人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