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的何伟，依然在寻路中国的路上。他驾车来到浙江丽水市，在那里他的采访对象有一位土地被政府低价征收的农民。何伟不知如何开始对话，他递上一根烟，对方羞涩地拒绝。

“真的真的，不要客气。”何伟用蹩脚的中文说。

农民接受了。他们聊了十分钟。

“再抽一根吧，真的真的。”何伟递上第二根烟，他们又聊了十分钟。

当第三根烟递到眼前的时候，农民告诉何伟，他十年前就已经戒烟了。

9月8日，当何伟在上海的新书讲座中提到这段往事时，几百人的剧场内爆发出阵阵笑声，显然大家领会到了一个外国人在中国所做出的极具特色的本地化尝试。

“在中国，我发现递烟是一种拉近彼此距离的方式。但是很抱歉，我知道这样做并不是很好。”何伟说。

何伟，原名彼得·海勒斯，成长于美国密苏里州的哥伦比亚市，在普林斯顿主修英文和写作，并取得牛津大学英语文学硕士学位。他因中国纪实三部曲《江城》、《甲骨文》和《寻路中国》而被中国读者所熟识，他的新书《奇石》也于今年三月在中国正式出版。

九月初，何伟从埃及回到中国，8号这天，他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以“一个美国记者笔下的中国与世界”为题与读者互动。他穿着深蓝色格子上衣，休闲裤和登山鞋。上衣口袋里插着笔和随时准备掏出来记录的笔记本。他在舞台中央拿着讲稿踱着步，用中文讲述他在中国的种种采访经历，兴致来时还会给某个词加上儿化音。

　当谈到对于中国读者的印象时，何伟说：“当时写书的时候是为了给美国人看的，我想中国人并不会喜欢。但出版之后中国读者的反应令我很惊讶。我想中国人的思想正在变化，他们变得更加自信，希望从不同的角度审视中国。”

在埃及开罗已经生活将近四年之后，目前的何伟打算写一本关于埃及的书。一部分涉及埃及近几年的变革，但更多的是埃及普通人的故事，就像《甲骨文》写中国一样。这之后，何伟仍然有回中国的打算，何伟说，更多的故事将会在中国发生。

关于个人：

在中国我学会了请别人抽烟

与中国人交往有什么特别的方式?与在美国相比有什么不同?

相比于美国人，中国人并不是很善言谈，他们对于谈话更加谨慎小心。通过采访的经验，我发现请他们抽烟是一种开始谈话的好方法，当然我也知道这样做似乎并不好，因为吸烟毕竟有害健康。在浙江丽水采访一个工厂时，我发现整个工厂的人都习惯于互相递烟，这只是表示礼貌的一种方式。刚开始别人给我烟的时候我感到非常奇怪，并立刻拒绝，后来我发现这似乎不太礼貌。于是我也试着学他们的方式递烟给别人，就是因为这样我们之间的关系似乎改变了，产生了一种更舒服的相处模式。

在《江城》中我也谈到中国人喜欢在喝酒的时候谈事情，在美国我也会请别人喝酒，边喝酒边采访。如果这样能让谈话放松我是愿意去做的。

是否因为文化差异而感觉过为难?

老实讲，在这方面中国比其他地方好很多。中国人是可变通的，非常实在，大多时候也很包容。我认为相比而言在日本就会困难很多。在日本，如果你做错事违反了规则，你会感觉到人们的反应很明显。在埃及，则会有很多的规矩，尤其在与女性相处的时候，会有很多规则要求你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是很容易犯错的。在中国，我反而觉得很自在。

在《奇石》这本书中，你讲到和中国女孩相亲的经历，但当时似乎并不愉快，你对中国女孩的印象是怎样的?

当时的相亲我只是不想让介绍人为难，其实我个人并没有这个愿望。在中国，我发现很多外国人约会中国女孩，这对他们来说很容易。但是我很少这么做，是因为我常常发现一个在美国不怎么样的家伙，到了中国身边却可以环绕着非常漂亮的姑娘，我不想那样。即使约会我也希望对方是聪明可信任的，而并不是一个只想借用我外国人身份去消磨时光的人。相对于外国男士，外国女士想在中国找一个男朋友就困难许多。

但在埃及却恰好相反，外国女人们常常去埃及找到一个英俊潇洒的男朋友，由于埃及女性本身比较传统，所以他们也乐于找一个能接受的外国女友。而外国男人是很少约会埃及女孩的，在那里他们很难找到伴侣，这点恰好和在中国相反。所以我想如果有一个项目可以把在埃及的外国男士介绍给在中国的外国女士，应该是个不错的生意。

关于写作：

普通人的信息更接近真实

您的几本书涉及了中国的许多核心议题，包括文革、国企改革、三峡工程，但您很少选择著名的政治事件或文化人物来解读，而是选择叙述普通人在大事件中的命运沉浮，为什么会选择这种角度?

对于我来说，这可能来自于虚构小说的影响。这种写作训练有三个要素：人物，故事情节，以及场景。所有内容都是围绕着这三个要素展开的，包括事件本身。所以我不会以政治事件本身为中心。而作为一个外国人，我更容易接触到的其实是普通人，名人们通常很忙而且他们已经习惯于记者的问题，所以从他们那儿无法得到很多内容。但是如果去采访一个从未接触过记者的人，内容会有趣的多而且通常让人意想不到。因为普通人那里的信息更接近真实。

硬新闻与非虚构长篇报道的写作方式有什么不同?

新闻写作常常有固定的模式和套路，但是非虚构长篇是不存在模板的。每一个故事都是不同的。开头往往最困难，我常常要翻来覆去修改好多遍。我的非虚构写作老师约翰•麦克菲(John McPhee)从未交过我们如何写一个故事的开头，你需要自己去创造独一无二的故事。

对于我来说常常会以一个场景开头。我会描述一个地方的样子，慢慢将读者带入故事的氛围当中。长篇叙事的节奏是舒缓而安静的，你不需要向新闻一样开头就把你的包袱直接抖出来，你可以有条不紊地补充大量的细节，让读者慢慢品味故事和人物。

您常常把个人的经历加入报道中，如何避免以主观的视角看问题，尤其当你和采访对象长期交往相处之后。

首先我认为好的非虚构写作，你需要充分了解你的采访对象，跟他们成为朋友。这样我才能待在他们身边观察他们的每一个细节，他们不会因为我的存在而感觉不自然或者刻意做作。至于在写作中，我会把我跟采访对象的关系明确告诉读者，每一个故事中我与被访者的关系都不同，这成为一个必要的故事背景。读者会知道文章以“我”的视角来观察，但我本身并不对事件予以评价。

关于中国：

反腐运动无法解决根本问题

现在是否还跟涪陵的学生保持联系?您曾经在书中说觉得他们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群体。他们伴随着邓小平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成长起来。他们现在的命运如何?你从他们身上观察到了什么?

我每学期会给他们发一封邮件，然后得到他们的很多回复。他们很大一部分做了老师，变成了城市里的中产阶级，有些还有了车。但是他们与现在的所谓80后并不同，他们来自乡村，他们记得曾经的贫穷。

他们的思想也变得不同了，这一点中国人恰好和美国人相反。在美国学生们通常都非常自由，随着他们长大会开始变得保守。比如很多年轻的美国人会强烈地反对政府，但成熟后他们不会这样做。在中国学生们事实上是非常保守拘束的，他们缺乏阅历所以相信他们所被告知的一切。他们很爱国，他们相信政府，相信中国的一切都是好的。但是随着年龄增长，接触现实后，他们开始变得怀疑和批判，甚至触犯规则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比如在生二胎的问题上，有些人就想要钻法律漏洞，以前他们不会有这样的想法。

您在纽约客的同事欧逸文在其所著的《野心时代》中用“野心”一词来总结中国的30年历程，您如何看待这个词?如果让你选会用什么词来总结呢?

“野心”这个词选的很好，虽然我的观点并不是与他完全相同。我认为外国人对于中国想要统治世界这件事过于担忧了，这种想法在美国人中很普遍。事实上，很多中国人仍然认为他们的国家还很弱。

如果是我我可能会用“实用”(functional)这个词来形容中国。我发现有些时候中国人似乎并不在乎公平性，他们在乎的是是否最后能把事情办成。比如贿赂这件事本身并不公平也不正确，但是中国人知道他们必须花钱才能解决问题。我不知道中国如何才能从这种政治程式中迈向下一个阶段。

我认为单纯的反腐运动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真正要解决的是体制问题。腐败的滋生本身就是体制导致的。我的学生想要给他的第二个孩子入户口，就必须贿赂官员。如果腐败不存在，很多事情就做不成。所以我认为反腐只能解决短期内的事情，我对它并不抱乐观态度。

你认为美国人对中国最大的误解是什么?

在美国人的印象中中国人处处受到政治体制的束缚，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很多事情都是相当自由的，甚至有时是自由过了头。有的中国人甚至表示对于人们的行为需要更多的约束。当中国人去到台湾、美国或者欧洲，他们会发现那里的人们会规矩地开车，在公共场所表现得礼貌得体。

原因就在于中国人对于自由的理解就是随心所欲，但是自由成立的前提其实是责任。在美国，自由意识和责任意识是并存的，美国人其实也受到很多限制，但是这种限制并不是来自于政府，而是来自于一种达成默契共识的社会传统。但是在中国还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人们不理解自由和责任二者是不可分割的。

更深层的原因是中国的制度并不允许人民有更多的参与感。在中国，如果你不是党员，你就认为自己没有参与政治事务的责任，自然就不懂得约束自己，这一点在中国很难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