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经常说，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使命。黄仁宇先生就说过，蒋介石的历史使命是整合了中国的上层，毛泽东的历史使命是整合中国的下层。这种使命由人自己去领受、担当，往往会出现历史的误会，甚至会出现压制、拍死的情形。

我们这一代人就听惯了这种“历史决定论”或“历史使命”的言论，比如说，这是历史的必然，这是不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等等。我后来就反感这种说法，我提出的修正是，历史从事后看是决定性的，在当时是选择性的。

我们今天看百年来的几代中国人，也可以看出他们的担当和使命。比如曾左胡李等洋务派中国人，他们算是当时的改革派，他们着眼于器物的改革，在军工业、机械制造、纺织业等工业化方面迈出了一步，用现在的话，他们变革一个社会的硬件。

洋务派之后，是严复、王照、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那一代人，他们从传统文化的天下观里走出来，他们从中国文化大梦里醒来，他们有民族危机意识，希望中国人能够意识到这是一个竞争的时代，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一代人可以说是在为现代中国开局。他们从制度方面着手，从政治、新闻、文化教育等领域实现创新。

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参与运动的人如蔡元培、陈独秀、鲁迅、胡适，他们接续上一代人的努力，重在文化启蒙，希望用西学来改造古老的中国。这一代人以胡适鲁迅为代表，在文化上是非常激进的。在传统中国，人们的文化认同是儒家，即使道家释家供人们安身，但儒家仍是每个人的血脉。五四诸子们首先把自家的这一文化传统拉下神坛圣坛，“打倒孔家店”，把孔子请回诸子之列。他们希望中国能够充分地世界化，他们不惧中国的全盘西化。

五四对现代中国的影响是深刻的。这一运动迅速地使中国的新闻、出版、大学制度跟国际同步，使中国知识的生产创造与国际接轨。仅仅一代人的时间，即到了三十年代，中国的文学、艺术、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等领域，都有了参赞世界知识的中国贡献。冯友兰、陈寅恪、费孝通、冯至、张荫麟等等的著作今天都是我们可超不可越的经典。我们经常说，学贯中西，这一词语用于三十年代的中国人是最为恰当的。

三十年代一度被称为中国的黄金十年。不仅在文化领域出现了收获，在政治领域的国家建设也有了成绩，经济领域更是有了长足的进展。民生日用领域，三十年代的中国也是极其开放的。有人回忆，三十年代江南的一些大户人家，父子之间能够用汉语、英语两种语言交流。

用梁启超先生的话说，三十年代的中国是“世界之中国”的牛刀小试；但当时中国分享了国际化的果实，也承担了其后果。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一方面使左右政治立场更加泾渭分明，一方面使军国主义抬头。阴谋论者以为，中国的繁荣使强邻不安，以战争来阻止中国国力国运的上升。日本侵华从形到势，也是在三十年代完成的。这使得中国历史的启蒙、开放进程让位于救亡进程。一二·九运动的出现是一个标志。他们的口号是，“华北之大，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今天看一二·九一代人的历史使命，我们可以说，他们承担救亡的任务完全是一种误会，既是对中国历史的隔膜，也是对世界史的误读。比如当时的林同济们就认为新的“战国时代”来临了。而李泽厚先生以“救亡压倒启蒙”来解释这一段历史，也遮蔽了更为重大的文化命题。在这一解释学看来，启蒙和救亡，就像后来的主权人权一样，是矛盾的，不可兼容的。比传统文化的道高于势来，这一解释是矮化了文化的功能和意义。用今天的话说，启蒙者嫌“书斋里的革命”还不过瘾，于是走出书斋，“千呼万唤，不如街头一站”。

一二·九一代把在救亡这一误读中领受的人生当作真理，这一真理后来通向了地狱之路。像顾准、李慎之、朱厚泽们，年轻时怀揣理想，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到晚年开始反思。这一代人在晚年多回归到经验主义、自由主义。他们很多人评价自己的一生是“两头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