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路在什么地方？关键是在这次改革启动之后，能不能实现一次重要的跨越，即将反腐败打开的缺口转变为对权贵弊政的系统清理。通过这种转换，重造改革的动力，实现真正的制度变革，由此确保改革目标的实现，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

前面已经指出，权贵集团不仅仅是掠夺社会财富，而是形成一种系统的弊政。前一段时间我把这种弊政概括为四大表现，就是国进民退、暴力维稳、强征强拆、纵容贪腐。并由此造成五大灾难：活力下降、两极分化、法治倒退、社会溃败、生态灾难。

这里说的强征强拆，并不仅仅指的是征地拆迁本身，而是指一种更为广义的财富掠夺过程。应当说，在过去的30多年中，中国经济以平均每年10%的速度发展，是人类历史上很少见的现象。无论过去的基数有多低，基础有多差，这也足以使一个国家的民众达到一个相当富裕的水平。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的台湾和香港，从上个世纪60年代起，只用20年的时间，就使这些国家和地区成了富裕的国家和地区，老百姓也成了富人。但中国发展的平均速度比他们高，发展的时间比他们长，老百姓生活提高和改善的速度却相当慢。根据联合国的标准，贫困人口的标准是一天收入2美元以下，在1.25美元以下的人属于赤贫的人口。而我国2010年12月份公布的一个数据表明，如果贫困线提高到年收入1千5百元人民币，贫困人口就是8千万。一旦提高到每天收入在1.25美元标准线的时候，中国大陆则有2.5亿赤贫人口！如果按照2美元收入计算，全中国有9亿人口是属于联合国规定的贫困人口。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老百姓不能分享发展的成果。这个成果哪去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权贵集团拿走了。

特别要注意到的是，这个时期发生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贫富差距拉大，而是出现了赤裸裸的财富瓜分和掠夺的过程。瓜分是指利用权力的因素，将本来属于全民的国有资产转移到个人手中。这不是一般的贪腐行为所能概括的。财富瓜分的范围涉及到国有经营性资产（国企）、矿山、土地等。正是由于这样一个财富瓜分的过程，权贵集团迅速暴富。如果说瓜分指的是对名义上公有的财富的不合法占有，掠夺则是发生在不同的社会群体或个人之间。钟伟教授早在2004年的时候就曾经做过一个研究。根据他的研究，群体间或个人间的财富转移，当时主要有四种形式：1、企业或者老板压低工人工资，压低社会保障，每年因此而多获得4400亿的利润。2、负利率。按照每年1.5万亿的储蓄增量和负两个百分点的实际收益，也至少意味着存款人每年损失至少600亿利息收入。3、股民在股市上的损失。中小股民在证券市场上的损失，以前估计是大约有1.5万亿。4、土地的转让和让渡，在当时大约有每年3000亿元之多。实际上，这种瓜分和掠夺，现在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的财富的意义，山水、风景，甚至人们的休闲之地，放松的场所，都在开始成为一部分人的私产。而最近这些年虚拟经济的发展，则更为这种掠夺提供了便利的手段。

疯狂的财富掠夺，不仅造成社会的严重两极分化，而且加剧了社会矛盾。实际上，现在中国许多社会矛盾哪来的？与财富的掠夺过程有极大关系。前些年，许多学者在传播一个说法，叫1000美元到3000美元是矛盾多发期。似乎世界上有这么一个规律。其实现在中国的社会矛盾与这个所谓矛盾多发期有什么关系？现在社会矛盾的具体事由是什么？无非是征地拆迁、农民工工资拖欠、失业下岗、环境污染等。哪个国家到1000-3000美元的时候就会这样征地拆迁？哪个国家到1000-3000美元的时候会如此大面积地拖欠农民工工资？这些问题和矛盾其中大部分都是与财富掠夺的过程直接相关的。在此情况之下，几乎任何调整利益关系的努力都遭到权贵的强有力的抵制，民众保护和争取自己利益的权利都会受到无情的打压，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种系统的维稳思维和维稳体制。可以说，什么叫维稳？就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格局不变。当然，这不是说不需要社会稳定，但像中国这样，把维稳放到如此突出的位置，不择手段进行维稳的国家无疑是极为鲜见的。

在这种维稳弊政背后的，是一种完全错误的思维，而这种思维与改革前的阶级斗争思维同出一辙，是基于对整个形势的误判。改革前我们走了几十年的弯路，这个弯路是怎么走过来的？和对一个情况的基本判断出现失误有着直接关系，这就是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情况估计得过分严重，结果是搞了几十年的阶级斗争。而这20年的时间，则是对不稳定的状况估计得过分严重，于是搞了二十多年的稳定压倒一切。非但如此，有关部门甚至故意制造紧张空气，形成了一种类似于阶级斗争的氛围。于是，维稳成了头等大事，成了一票否决的硬任务。结果是，在这一段时间，许多应当做的事情无法去做，不敢去做，放过了一些重要的历史机遇，改革也陷入越来越被动的局面。与此同时，维稳不但不能解决社会稳定的问题，反而是加剧了种种的社会问题和矛盾，造成民众与政府的心理疏离与对立。维稳在很大程度上是将维权与维稳对立起来，将维护自己权利的民众视为对立面，从而加剧了民众与政府的对立。同时，在维稳中，不讲规则，不讲法治，甚至到最后连是非对错都不讲，结果是将中国社会变成一个没有规则的靠拳头说话的社会。

因此，清理权贵弊政首先需要从否定维稳开始。我们可以注意到，在三中全会的改革决定中，原来不离口的维稳提法消失了。尽管现在还不能断定这意味着什么样的变化，但从最近的一系列举动中可以看出，传统的维稳思路明显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同时，三中全会决定废除实行多年的劳动教养制度，应当说，这是中国在走向法治，保护人权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劳动教养制度的根本问题是未经法院审判就长时间剥夺一个人的人身自由，这是对人权的粗暴侵犯。在不久前召开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处理好维稳和维权的关系，要把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解决好，完善对维护群众切身利益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强化法律在化解矛盾中的权威地位，使群众由衷感到权益受到了公平对待、利益得到了有效维护。可以说，只有彻底清理维稳弊政，改革才能顺利向前推进，才能打通走向公平正义、实现社会长治久安之路。

因此可见，系统地清理权贵弊政，对于凝聚改革动力，保障改革的顺利进行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可以回顾上一轮改革的动力是如何形成的。上一次改革是从否定文革，平反冤假错案开始的。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改革的真正动力。因此，这一次的改革，如果在反腐败打开既得利益集团的缺口之后，能够转向对权贵弊政的清理，包括平反在这些年维稳中积累的种种冤假错案。这样才能造成一种人心舒畅的社会氛围，改革也才能有坚实的社会基础。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应当看到，维稳已经成为一种负资产。我9年前就曾经提出，应当用秩序思维取代维稳思维。系统清理维稳中的冤假错案，不仅有利于造就改革动力，也可以为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前提和基础。

清理弊政，需要与过去做个切割。应当承认，在过去这些年中，我们已经积累了许多问题。从世界上各个地方的情况来看，如果还能够用体制内的方式解决这些历史遗留问题，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从今天开始，拦腰一刀切断，做一个切割，重打鼓另开张。把过去的问题作为历史遗留问题，想个办法一揽子解决，然后从今天开始轻装上阵，不留后患。应当说，这对于中国已经是一个相当迫切的问题，越早回这个头，越及早切割，就越主动，越晚越被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