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3月8日，梁启超因尿血症入住协和医院。他得病多年，家人曾屡劝就医，但他总嫌“费事”。后来他忽然怀疑自己是癌症，终于同意检查一下。经X光透视，医生发现右肾中有一黑点，诊断为瘤。

梁启超弟弟梁仲策问主治医生：不一定是癌吧？

答：不一定不是癌。

“怎么治？”

“全部割除。”

手术后解剖此肾，果见其中有一大如樱桃的黑点，但却不是癌症。要命的是，病人尿中依然带血，且检查不出病源所在，于是复诊为“无理由之出血症”。此后梁启超于4月12日出院。

梁仲策于5月在《晨报副刊》发表了《病院笔记》，表面上是在讲哥哥在协和医院的诊断治疗经过，字里行间却是对西医的失望之情。文章发表后，“梁启超被西医错割了腰子”就成了一个事件的引爆点，引发了诸多知识分子的“中医西医”之争。在中国处于起步阶段的西医，因为这次失误而成为众矢之的。

陈西滢在《尽信医不如无医》中描述了“梁启超事件”里西医的草率和无能，对西医的诊断失误含沙射影、辛辣讽刺。此文一出，附和者众。

徐志摩便是最有利的支持者，他写了一篇《我们病了怎么办》，文中写到“假如有理可说的话，我们为协和计，为替梁先生割腰子的大夫计，为社会上一般人对协和乃至西医的态度计，正巧梁先生的医案已经尽人皆知，我们既不敢要求，也想望协和当事人能给我们一个相当的解说。让我们外行借此常常见识也是好的？要不然我们此后岂不个个都得踌躇着：我们病了怎么办？”

有着西医背景的鲁迅，拥有更多的发言权，但鲁迅也认为，西医到了中国，确实发生了许多问题，但他认定那不是西医的问题，而是“中国人的问题”，是“特别国情”，因为“本国的西医一出手便先学了中医一样的江湖诀……西方的医学在中国还未萌芽，便已近于腐败。”

被“割错了腰子”的受害者梁启超，此时在《晨报》发表了《我的病与协和医院》，却是为西医辩护，他写到：“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即如我这点小小的病，虽然诊查的结果，不如医生所预期，也许不过偶然例外。

至于诊病应该用这种严密的检查，不能像中国旧医那些‘阴阳五行’的瞎猜，这是毫无比较余地的。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章的微意”。

1929年，梁启超病后再次住进协和医院，最后在该院病逝。对于梁启超被割错肾后，仍支持刚进入中国的西医，后人的评价是“科学，理性，宽容”。虽然那时的梁启超已经深刻地体会到“科学并非万能”。

就像他从欧洲归来发表的《欧游心影录》中所写，他感觉到“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来科学破产来”。他在自注中说“读者切勿误会，因此菲薄科学，我绝对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

从梁启超的协和医院看病遭遇，能看出医学并非万能，它作为一门科学从来就存在着未知，存在着不确定性，而从事医学的医生也有作为人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