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记忆在穿越1976年之前的时光隧道时，总是弥漫着挥之不去的血腥。

记得8岁左右的我，在经过汪营区公所的黄昏庭院时，突然看见几个镇民将一个农民反剪双手，背吊在一棵梨树上。那时梨花初放，空气香软，而这个农民的惨叫却响彻云霄。捆绑他的绳索越过树枝牵扯在另一个男人的手上，那些人每吼一声：“你还不说”，就把绳子拉一次，农民的脚离地便高一分，反吊的手臂的撕裂之痛便要加剧一分。

那个农民完全悬挂在花从之中，他汗如雨下，面色惨白如梨花，他痛苦挣扎的颤抖哀求摇落了一地芳馨……我怔怔地呆望着这一画面，至今也无法理喻那需要怎样的残忍的力量，才能够将一个素昧平生的人，反绑着拉向高空。

当我成为一个员警之后，一个老员警津津乐道地告诉我--这样的反绑悬吊审讯，一般不能越过半个小时，否则嫌犯的手臂就会终身残废。我面对他的善意的预告毛骨悚然，我再次想起我童年的记忆，想起若干年来人类总结得来的这些经验，内心暗自寒战不已。

但是这样的刑讯真的结束了吗？1988年在特区的某个派出所，我再次因为协助办案而不得不面对又一类似场景。那个很有经验的所长，用一副生铁打就的“土拷 ”，将一个嫌犯以“苏秦背剑”的方案挂了起来--一只手从肩向下，一只自腰背向上，强行串联在一起。嫌犯被罚跪在地上，所长让我监视。初入道的我难以干预，只能眼看着那个嫌犯即将晕厥，再去喊所长来松拷，然后再将他双手换一个方位继续挂上。

我并非一个天性残忍的人，我何以也能面对这样的事件，虽然心有恻隐，但却熟视无睹呢？在以后我也沦为囚徒之时，我常常对此反省，我发现了我们打小所接受的残酷训练，已经将心灵磨出了一层老茧。这种无情的厚茧，正在逐日蒙蔽我们的天良，使我们对人类的痛楚渐趋麻木。

另一方面，我们内心在怯懦大于残存的悲悯，我们没有勇气和能力去改变那些习以为常的制度。在面对刑讯的哀号之时，我不敢去制止，是对其时我身上制度的屈服。一件衣服约定俗成地遮蔽了我的良知，它短暂地使我认同了它的法力。

于是，当某天另一个穿着同样制服的曾经的同行，将电警棍击向我的脑门时，我自然无话可说--我和他同样没有私仇，只有类似的教育驱使他以我为寇仇。

那个隐身在无数残忍背后的教主又是谁呢？是纪传体史书中那些代代相传的酷吏吗？还是我们民族文化传统之中天生包含这样一种残忍的毒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