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各朝出现了不同的举报“工具”，各朝代举报的制度也有所不同——

唐朝：知而不报会获刑

“唐代的律法已经比较完善了，此后历代均以唐朝为楷模，律法上多为沿袭。”

张仁善介绍说。唐朝的举报叫“举劾”。举劾是指唐朝监察机关、各级官吏代表国家纠举犯罪的诉讼。

在唐律里，不举报是犯罪的。如果知道一个人谋反且有辱皇家威严，犯下大逆不道罪责时，却不去举报，那么不告发的人将被处以绞刑；知道一个人有谋反罪责却不举报时，将被流放两千里。此外，如果知道有人盗窃、杀人，或者知道邻居有人犯罪了，主管官知道下属犯罪了，都要去举报，否则都会处以各种刑法。

但是，也别以为在唐代，举报制度就如此严明，在唐代有些人你是不能报的，即便有理，你报了也要获刑。

唐代有“同居相为隐”的原则，就是说亲属之间，除了谋反等严重犯罪，你是要替他隐瞒，不能举报的。

唐律规定卑幼者告尊长，即便你说的都是事实，被告视同自首，而告者有罪。

至于告祖父母、父母，以及奴才告主子的都要处以绞刑。还有那些80岁以上、10岁以下的人，以及身体有残疾的人，他们基本也都没有举报的权利了。在押囚犯一般也不许举报别人，除了监狱官吏虐待囚徒，或者知道他人有谋反等严重犯罪。

匿名举报挨50大板

“唐朝举报一定要实事求是，否则诬告反坐，就是依照所诬他人罪的性质与轻重，反坐诬告者罪。”张仁善说道。

除了禁止诬告外，唐朝还严禁投匿名信举报，违者打50大板，或者流放两千里。替人写诉状添油加醋，与事实不符的，也要打50大板。另外，唐律还禁止越级诉讼，特殊情况下允许直诉。按照规定必须自下而上，由县到州，再到中央举报。

对于越级上诉，以及官府受理者，各打40大板。但对于“谋反逆叛”等严重犯罪，不受此限。

对于案情较重，又有冤屈不能申诉者，可以不按流程，径直向中央有关部分甚至皇帝告状。

因此唐律规定三种直诉的形式有：邀车架、上表陈情、击打登闻鼓。

“但是，邀车架可是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的，因为冲突皇帝仪仗也是要治重罪的，除非那些冤屈特别重的人，已经豁出去了，一般人还是不敢通过拦皇帝的轿来告御状的。”张仁善说。而且唐朝为了避免诬告案件的发生，还推行一种特殊的慎告制度——“三审”，即司法机关要求告发人经过三次慎重的考虑，然后才受理。司法官在接受告发之初，都向告发者交代清楚诬告反坐的责任，令其回家考虑，如此三次，如果还是坚决要告发的，这才受理。

明朝：民众可将贪官污吏“绑缚赴京治罪”

朱元璋认为元末社会动荡的主要原因就是统治者在政治上过于宽纵、姑息，造成政权衰亡、天下大乱。

明朝时，朱元璋对举报十分重视，他赋予民众将贪官污吏“绑缚赴京治罪”的权利。

据史籍记载，有常熟县陈寿六等人把贪财害民的官吏顾英绑缚至京面奏，朱元璋当即就对他们进行了封赏，还免除了他们3年的杂泛差役，并警告当地官员，谁对他们进行打击报复，一律族诛。

当然，明朝的举报制度也十分严格。明朝时，对诬告的处罚比唐宋两代还要重，不但要反坐，而且还要加等处罚。

不过，明朝不提倡民间举报，采用了不少“息讼”制度，像诬告连坐还加等处罚就是其中一种手段。

此外还推行半官方性质的调解制度，很多事情先请本地里甲、乡老人调节，如果调解不成，才可向官府起诉。

明朝举报要选：有3、6、9的日子

不仅如此，为了少举报，明朝还限制起诉时间。明朝中期地方官府有“放告日”制度，规定民事案件仅在特定的“放告日”才能起诉，一般为每月的初三、十三、二十三、初六、十六、二十六、初九、十九、二十九。

明朝举报还要经过严格的逐级复审。从基层开始，在搞清事实、拟定应给予的处罚后，无论当事人的意思如何，案件须一级级复审，直到有权作出终审判决的机关为止。在审理案件中，州县只能自行审结杖一百以下的案件。明律中还进一步明确地域管辖和身份管辖。如同一案件被告在几个地方时，由其中罪名最重的被告所在地的官府管辖；同一罪名的被告分散在几处，由被告人数最多的地方的官府管辖；若罪名相同、各地被告人数相同，则应由最先受理案件的官府管辖。

清朝：一年只有几十天可以举报

清朝对举报限制更严了，不仅在时间上限制，在诉讼形式上也有许多限制。

比明朝更甚，清朝可以举报的时间更短，凡是农忙季节，一般都禁止诉讼。清朝律例规定，每年四月初一至七月三十，为“农忙止讼”期，除谋反、大逆、盗贼、人命等重大案件外，官府一律不受理诉讼。在其余八个月中，也尽量限制起诉。

清朝各地方官府一般都规定“词讼日”或“放告日”。

清初多为每月的逢三、逢六、逢九日，清中后期多为每月逢三、逢八日，实际上，一年可举报的日子也不过几十天。

此外在诉讼形式上也有各种限制。

起诉程序繁琐，清朝规定起诉必须是书面形式，诉状必须由官府制定的“代书”书写，并要盖上官府发给的印戳才有效。

对诉状的格式、字数也有严格要求，稍有不符要求就不准状。除了妇女、老幼病残，原告必须亲自到衙门起诉。

严格限制讼师参与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