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后大V”商业的新锐平台——微信也不愿意走微博的老路。

NTA的李磊（化名）对《21CBR》记者表示，要梳理“大V”的体系确实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但大致可以按照真实人格归为两大类：人和账号。其中“人”又可以分为几类：真实粉丝在百万以上、经常参与公众事件讨论的被划归到公众名人；聚焦在特定圈子里被定义为业界的意见领袖，而在微博上又以电商、零售、互联网圈子比较活跃；此外，微博红人也算一类。而账号又由两大类占据：媒体官微和营销大号。

而“大V商业”最令人争议的部分是“大V”中“人”这一部分的商业。实际上，媒体官微里面的商业，同媒体的主业传播运营是捆绑的，并没有单独“分拆”来运作。

在香港从事中国社会研究的杨理博士告诉记者：“中国的大V是一个构成非常繁杂的群体，有不同的类型，他们覆盖的人群其实也是很不同的。比如有李开复类型的，有李承鹏类型的，当然还有任志强类型的。如果有社会冲突事件，大家会关注李承鹏；如果有经济冲突事件，大家会看任志强。”

杨理认为，作为自然人运作的“大V”，由于缺少信息甄别能力和机制，他们的举动会有一些随意性，比如，“他们可能瞬间被一条消息打动了，从而转发，而没有想到这条敏感消息可能是虚假的。”但随着很多微博营销机构的介入，一些“大V”的微博撰写和转发又变得“非常具有目的性和盈利性”，一旦这样的事情被揭露出来，“随意无目的的微博撰写和转发都被打上阴谋论的色彩，从而大规模地败坏了大V在传播上的口碑。”

杨理的结论是：“大V的巨大粉丝群和社会影响力同自身的实力是不对称不平衡的，必然会导致一个脆弱的结果。”

“薛蛮子事件”之后，一些微博营销机构开始淡化“大V”业务，但是他们强化“粉丝经济”的概念。像罗振宇就非常聪明地打出了“打赏求包养”的牌，从过去的公知感和道德感的“大V形象”，直接变成“天桥艺人模式”。就像郭德纲说的那样，“是被衣食父母供养的，回报是逗大家一乐”。

“后大V商业”的特征，杨理认为，“经过薛蛮子事件，微博营销者已经很害怕微博的话语广场放大器功能，因为这会惹麻烦。他们不失时机地将自己的阵地转移到跟粉丝更容易点对点接触的微信平台，比如像罗振宇以微信平台做粉丝俱乐部，他们信奉凯文。凯利的‘一千个铁杆粉丝’理论，并极力用在微博上赚取的大V名声实施线下套现。”

作为“后大V商业”的新锐平台——微信也不愿意走微博的老路。在微博的“大V”商业时代，微博平台没得到什么好处，好处被“大V”得到了不少。而腾讯则比新浪精明太多，他们不愿意雇佣很多人去监督“大V”的自媒体言论，忍受监管部门的呵斥，同时还在这个过程中没得到任何商业好处。微信5.0有一个很凶狠的举措，就是将所有媒体和自媒体号“折叠”到一个订阅账号里面：让他们不要搅坏了微信。

现在贾志生在和“大V”合作的同时，也试图“包养”一些新“大V”，尤其是借助微信平台火起来的自媒体。

互联网圈内一个比较出名的自媒体账号操刀手，如今是贾志生的合伙人，在被问到贾志生看中了该媒体人哪些价值时，贾志生表示：“其实我们不希望过多暴露我们的关系，尤其是他经常会发表一些观点，其中涉及到的企业（也许是对手）又和我们有业务关系，外人难以去质疑他的公信力。但同时，他确实又是我们会见客户的重要背书，因为许多客户知道他，甚至比较欣赏。”

看来新“大V”们的生意关系更加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