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在这里演讲，中国已有1068万家私营企业，4600万个体工商户，加在一起，中国的有产阶级已经有五千万人，基本上相当于两个台湾的人口和西班牙的全国人口。中国拥有的私营企业的数量也是历史上最多的。

于是所以我们重新面临着中国的私营企业如何发展，以及我们家族企业如何传承的问题。到今天，第一代企业家基本上到了退休年龄，比如说今年到明年，柳传志、任正非、鲁冠球、宗庆后等都到70岁了。未来的十年，是中国民营企业第一代，要集体的从生理上和知识层面上要退出的时期。新一代的接班，在治理上，在财富上，在产业上开始接班。

中国企业界确实面临到了非常重要的换代之年，这也是近70年来第一次有产阶级的传承。我们对白手起家的企业家很尊重，但是对传承者却不以为然。“富二代”这个名词本身就带有一定的歧视性。大家说，你看我什么都没有，在农村出来的，在北大读书，为了省十块钱，我得多跑几个市场。结果你坐着宝马车来上学，你花很多的钱，这个是不公平的。其实世界本来就不是公平的，十块钱在不同的家族不同的人眼里是不一样的，货币跟人是不对等的，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是不尊重财富的，有时候仰视财富，有时候鄙视财富，很少有人能平等地对待财富。这是现在的年轻朋友们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家族企业，重新回到中国历史之后，会给中国的商业社会带来很多新的概念。我认为这几个部分非常关键：

第一，重新出现了资本的可传承性。家族企业的资本传承，跟其他资本模式的企业组织相比，它的稳定性更强。全世界80%的中小企业都是家族企业。所以家族企业不是一个小概率的族群，而是一个超大概率的族群。

第二，商业精神的可传承性。前面提到我们其实没有道统，第一代的创业者，因为长期处在野蛮成长的时期，或者说它在成长过程当中，具有一定的原罪性，所以他没有精力思考文明这个问题，没有精力思考财富这个问题，甚至他没有精力思考消费这个问题。我九十年代初到温州调研，温州老板说为了发财，违法没有什么不好的。但是今天，这个时代远远过去了，习大大执政以来中国梦肯定不是这个梦。所以我们要重新构建我们的商业文明精神。

第三，上流社会的构建与底层关怀。我不认为国家有上流社会是一件坏事，国家最糟糕的事是每个人都是下流社会里面的人。今天的中国一定是有阶级的，而中国现在是个有阶级的社会，这个是好的。如果这个国家全部都是无产阶级，每个人都以没有财富为荣的话，社会如何进步呢？所以这个社会日渐成为一个金字塔型的社会，每个人都要学会有尊严地在自己的圈层里面生活。同时，你要成为这个金字塔里面的和谐阶层，你必须要关心比你更低阶层的人民的生活。否则的话这个阶层就会成为一个被革命的阶层。

二十世纪初，马克斯·韦伯研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他构建了资产阶级对自我价值的认同。他诠释了三个重要理念。

第一点，对商业正当性的终极认同。在人类历史上，对商人和商业的鄙视是一个古老的传统。比如在基督教中有一句话，说商人要进天堂，就像一头骆驼穿过针孔一样困难。伊斯兰世界长期反对金融借贷。只有到了二十世纪之后，韦伯等人校正了人们的财富观念，确立了商业行为的终极认同感，自此商人作为人类历史上一个独立的阶层才真正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财富家族才有意义。

第二点，很多人经商的冲动是以满足一种信仰为驱动。也就是说，我要用商业供应和服务于这个世界，为了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我愿意付出。无非我是用从商的方式付出，这个东西跟我的信仰是有关系的。

第三点，一个国家的商业要能够进步，一个企业的商业要能有进步，必须要有理性主义精神和法治精神，这个就把资本主义的契约精神、法的精神、商业文明进行了一次很重要的衔接。

这本书非常薄，但是一直流传到今天。它重构了商业的人文精神。

今天，我们在这里讨论家族企业在中国的归来，以及年轻一辈的财富传承，这是一个新鲜和重新复活的话题。各位未来可能一生都在从商，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做这件事情是可以获得终极认同的，我们的子弟未来可能还是商人，这不是一件可耻的事情，商业本身并不存在罪恶性。同时，我们在经商的时候，必须要想到一个问题，这些商业活动和我们提供的商品，和我们的信仰有没有关系，和我们价值观到底有没有关系，我们有没有贡献给这个世界美好而进步的事物。

最后一句话分享给大家：一个家族的荣耀，不取决于财富的多寡，而在于每个家族成员对待财富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