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与事业间的艰难抉择

　　1978年2月，宋春丽与中央音乐学院的青年教师孙维熙结婚，当时她还是广州军区话剧团的演员。1979年底，宋春丽参加了八一电影制片厂筹拍的《奸细》剧组后，来到了冰天雪地的黑龙江五营县的深山老林里。为了能调到北京的八一电影制片厂，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宋春丽把这次拍摄任务看得很重。可刚到五营，她就发现自己怀孕了。

　　表演事业才刚刚开头，刚刚遇到自己比较理想的角色，又指望着通过这部影片的拍摄能调回北京，在这个紧要关头，她怎么能够要这个孩子呢？

　　三个月后拍完外景回到北京，丈夫陪着她去医院做了引产手术。从手术室出来，丈夫还是用那辆墨绿色的自行车，把她驮回家，驮到音乐学院那间15平方米的宿舍里。伏在丈夫坚实温暖的背上，面色苍白的宋春丽忘掉了手术的痛苦。她想不到的是，后来虽然也怀过几次，但都没能保住孩子。

　　在内心深处，宋春丽非常想做一回母亲，但她又的确是为了表演事业放弃了孩子，演好了“母亲”而做不成母亲。其实银幕上那一个个近乎完美的艺术形象，不都是她精心哺育的“孩子”吗？她把全部的才华和毕生的精力，把生活的所有快乐都奉献给了艺术奉献给了观众，而把遗憾和痛苦默默留给了自己。

　　母亲是一本读不完的书

　　“我没有做过母亲，但我做过女儿，我塑造的所有母亲形象中，都有我母亲的影子，甚至很多老年造型我感觉太像我妈了。”对宋春丽来说，母亲是一本永远也读不完的书。

　　宋春丽出生在北京一个勉强维持温饱的城市平民家庭，两岁多时，母亲李珍得了脊椎结核，必须将下半身固定在石膏模型里接受治疗，整个人被困在病床上，连身都不能翻。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宋春丽3岁那年，母亲就在病床上教5岁的哥哥做饭。两年之后，7岁的哥哥上小学了，已经5岁的宋春丽接替哥哥，也学会了站在小板凳上做饭。

　　在病床上躺了两年半的母亲，终于挣脱了“石膏床”，穿上了“钢背心”（用两根钢条固定住脊椎，再用皮带捆在身上），逐渐康复的她把更深厚的爱倾注到丈夫和儿女身上。

　　如果你问宋春丽，模仿母亲演母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她会告诉你：10岁。五六十年代的小学，班级里开展着非常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1962年，全国掀起学雷锋活动，班里决定排演一出《雷锋的故事》的小话剧。角色派下来，只有雷锋的母亲没人肯演，因为这是个大人的戏，孩子们都不知道该怎么演，有些为难。宋春丽是文体委员，自然要起表率作用，迎着困难带头上，于是自告奋勇由她来演。故事情节是雷锋的母亲被地主蹂躏后上吊，设计的动作是雷锋母亲拿着一根绳子，从舞台的一头上场，说一番受剥削受压迫遭凌辱没法活的话，再走到另一头下场，表示她上吊去了。

　　排练的时候大家都说宋春丽不像，她很着急，回到家就仔细观察母亲的一举一动，母亲走到哪儿她就跟到哪儿，模仿着母亲的一个个动作。母亲咳嗽了一声，忽然听到身后也有人在咳嗽，回头一看，孩子在学自己，喊她她也不答应，痴痴呆呆的，还以为她得了什么病。等弄明白以后，母亲笑着说：“这孩子，演戏都演出魔症了。”等到正式演出的时候，她把雷锋母亲的形象刻画得惟妙惟肖，台下响起一阵阵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