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记忆里，我们看到了收入水平在变化，生活质量在提高，物价也在节节攀升，以及暗藏在工资背后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时代变迁。

“50后”：首份工资用得最小心翼翼

在很多人眼里，“50后”生活在艰难的年代里。“50后”的幼年或童年正经历“三年困难时期”，饥饿是“50后”集体的深刻记忆。大串联，大游行，喊口号，举拳头，而“失学”也是“50后”的另一个磨难。在他们的记忆里，政治、阶级、集体主义取代了文化和知识，大量的时间花在开会、劳动上。

很多“50后”的第一份工作由国家分配，很多青年知识分子则“上山下乡”，从城镇来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当时的瑞安，没有遍地开花的小卖部，更没有品牌云集的百货大楼，但经历过贫穷、饥饿的“50后”，却养成了保守的消费习惯，相较于“花费”，他们更愿意“存钱”，此外，与兄弟姐妹们共同成长的他们，也较独生子女更懂得分享与给予。第一份工资对于经历过贫穷、饥饿的“50后”来说显得弥足珍贵。

“50后”故事

第一份工资：跑城里买稀罕货

戴师傅生于1954年，初中毕业后，就被分配到了瑞安沿海轮船公司当船员。“第一笔工资领到25元，当时算蛮多的。”戴师傅说，那时物资匮乏，商品短缺，吃饭都凭粮票去供销社领的，有钱而没有票证是买不回东西的。他拿着第一笔工资，乘轮船停靠上海的时候，跑到百货公司，买了几件化纤衣服、热水瓶和肥皂等生活必需品。

从上海回到家，戴师傅成了街坊邻里的“明星人物”，因为很多人都托他在上海捎东西。“我每次出海，很多亲戚和邻居会给我列清单，就图个在上海买东西方便。”还有不少人千方百计找到戴师傅，帮忙买自行车、呢大衣，甚至还有大白兔奶糖等，这些在瑞安买不到的东西。

同样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老鲍，第一份工资是21元。老鲍舍不得花，把每月的工资都攒起来，整整攒了一年，终于买了一只上海牌手表。“当时戴手表还不普遍，能拥有一块上海牌手表，简直就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啊。”老鲍说。

第一份工资：就想着攒钱买土特产带回家

马师傅1957年出生，初中毕业后，被分配至崇明农场当木工、造房子。当时，工友们第一个月的工资都是18块钱，不算太多，“其中九块钱用来买一日三餐的饭票，这算是吃得比较省的，四块钱用来买日用品、肥皂等，剩下五块钱，把它存起来，回家前买点特产带回去。”

70年代中期，崇明岛上唯一的小卖部位于岛的上埠，从马师傅工作地点步行过去，至少得花上一个小时，“花上几毛钱坐公交又不划算，所以基本不会有其他花销。”马师傅不抽烟、不喝酒，平时每月几乎没有额外支出。

马师傅告诉记者，当时从崇明来回上海一趟的交通成本是2块8毛钱，相当于1/6的月收入，因此，勤俭的他三个月才回家一次，每次回家前，都会买上大包小包鲫鱼、黄鳝等当地土特产带回家，与父母、兄弟姐妹们共享。

工作第一年，马师傅几乎没有任何应酬支出，直到第二年，他的工资涨到了27块钱，才偶尔买些小酒和土特产，用煤球炉烧些小菜，与室友小酌聚餐。尽管生活艰辛、物资相对匮乏，但在马师傅看来，那样的纯真年代再也回不来了，所幸的是，艰难岁月里却萌生出了质朴的爱情，这段缘分延续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