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取人才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还是鉴别人才。察其真伪，鉴别贤否。曾国藩经常说：“求人之道，须如白圭之治生，如鹰隼之击物，不得不休。”白圭是战国时人，弃政从商，是中国商业经营理论的鼻祖，司马迁称他为“天下言治生祖”，欣赏他对经商时机的把握和果断决策，“趁时若猛兽鸷鸟之发”这句话，就是赞扬白圭理财决策雷厉风行。白圭把经商的理论，概括为四个字：智、勇、仁、强。他说，经商发财致富，就要像伊尹、吕尚那样筹划谋略，像孙子、吴起那样用兵打仗，像商鞅推行法令那样果断。如果智能不能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善于取舍，强不会守业，就无资格去谈论经商之术了。宋景德四年，真宗封其为“商圣”。曾国藩主张求才要像白圭经营生产一样，一旦看准，就要像鹰隼猎取食物一样迅速，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决心。

曾国藩还提出，求才“又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得其余”。蚨，即青蚨，是虫的一种小动物。据晋干宝《 搜神记 》等书记载：它产卵必须附着花草的叶子，大小像蚕蛾的卵。如果把它的卵取过来，母青蚨就一定会飞过来，不管离得多远。即便偷偷取走它的卵，母青蚨也一定知道藏卵的地方。用母青蚨的血涂在八十一文铜钱上，用子青蚨的血涂在另外八十一文铜钱上，每次去买东西，有时先用母钱，有时先用子钱，用掉的钱都会再飞回来，这样循环往复，钱就永远都用不完了。

“雉之有媒”，是说猎人驯养的家雉能招致野雉。曾国藩以青蚨子母相依不离，家雉能招致野雉，比喻在求才时须注重人才互相吸引，使之结伴而来，相踵而至，收得一而可及其余之效。

曾国藩善于总结，还虚心体察自己在用人上的缺失。当他发现自己不如胡林翼对人才更有吸引力时，立即给胡林翼写信，说：“台端如高山大泽，鱼龙宝藏荟萃其中，不觉令人生妒也。”又说：“庄子云：‘以天下为之笼，则雀无所逃。’阁下以一省为笼，又网罗邻封贤俊，尚有乏才之叹。鄙人仅以营盘为笼，则雀且远引高翔矣。”表示向胡林翼学习。

曾国藩招徕人才，也有的是在“重赏之下”。赵烈文就是其中之一。赵是江苏阳湖人，字惠甫，又字能静。出身于官宦家庭，其父赵仁基，官至湖北按察使。赵烈文少年时代三应乡试不中，于是绝意仕途，一心钻研学问，博览群书，留心时事。与同乡也即其四妹夫周腾虎及刘翰清讲求经世之学，以有才名闻乡里。咸丰五年底，曾国藩坐困南昌，周腾虎极力向曾推荐赵烈文。曾国藩立即下聘金百两，修书一封请赵。赵烈文欣然上路，十二月到了南康大营。六年正月，曾国藩命其参观驻扎樟树镇的湘军水陆各营。赵烈文说：“陆军营制甚懈，军气已老，恐不足恃。”曾国藩闻听后颇不高兴，赵也不便再深说下去，似乎感到曾国藩并非虚心纳谏之人，遂以母亲有病为理由，向曾国藩告假。过了几天，正当赵烈文将行之际，传来周凤山部湘军在樟树打败仗的消息，正赶上赵烈文辞行，曾国藩一定要他说出如何看出周军不可恃，赵只以不幸言中搪塞过去。

赵烈文不想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前途未卜的曾国藩，遂于正月离营。曾国藩只好嘱咐他家中无事，望早来相会。咸丰十年，太平军席卷苏、常，赵烈文无处安身，全家逃往上海。此时的曾国藩已任两江总督，授钦差大臣，实权在握了。第二年七月，赵烈文因受好友金安清之托，为求曾国藩就盐政之事上一奏折，来到东流大营，随即留在幕中。在此前后，籍隶常州的周腾虎、刘翰清、方骏谟、华衡芳、徐寿五人也赴安庆大营委用。

曾国藩在《 人过闻见日记 》中把人才分为三类。一个是“闻可”，多是指在曾国藩这里任职的人推荐或称赞的人，包括他人写信告诉者、面交条子所开、当面所称等。大多记载这个人才是什么样子，可以胜任哪一类工作。还有一种是“见可”，就是不但听人讲过，还经过他的面试和考察，认为这个人是可以用的。第三是“闻否”，就是听别人说这个人不能用，然后把他打入另册。对别人表扬的人才，曾国藩要经过自己的面试、考察，甚至经过一段时间试用，之后才确定是否正式任用此人。

曾国藩特别重视人才的特点、特长、喜好等。如记多隆阿为“善将，不喜儒士”，记彭玉麟“精于水师，无他嗜好”，记骆秉章“大才，能用人”，记冯子材“与士卒同甘苦”，记华蘅芳“能造火轮船”，记冯桂芬“博雅有守”，记陈国瑞“善战”等。有人作过统计，曾国藩日记中的人名有3300多人。

而打入另册的名目也是各种各样，比如说这个人“庸而无用”，平庸无用，曾国藩就会把这个人放到“闻否”一栏。这就意味着即使将来这个人来到自己麾下也不能任用。其他“贪而无耻”、“刻薄害民”、“好嫖、贪残巧诈”都是要上黑名单的。

当然不光有黑名单，还有红名单，如果听到别人表彰了这个人，曾国藩经过一番面试、考察，确定这个人是一个好人才，这个被称为“见可”。此类标记的人后来一般都是鼎鼎有名的人物。

曾国藩晚年的时候给恭亲王奕?写信，以及私下跟赵烈文谈话的时候说，将来真正侵害中国的不是其他的国家，一个是俄罗斯，一个是日本。但是赵烈文不同意这个看法，他说日本人恐怕就是一个强盗的伎俩，像明朝的倭寇之患。给奕?的信中，曾国藩还推荐说，朝廷将来可以担当统帅平定外国对我们中国侵略的，第一人就是多隆阿。

曾国藩在私人日记里，记载多隆阿有六个字，如果比较《 清史稿 》的多隆阿传，可以说是相当准确而又概括。说他“善将”，是一个好统帅，一丝不苟，而且既不贪，又不怕死。但是它后面有四个字：“不喜儒士”，不喜欢和这些有知识的人打交道。

多隆阿和鲍超是湘军两员虎将，当时以“多、鲍”并称。胡林翼对两人都很爱护，不过后来胡林翼作了一个决定，让鲍超归多隆阿来管。对此曾国藩有不同意见，他与胡林翼讨论来讨论去，胡林翼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胡林翼去世后，曾国藩对多隆阿有些看法，多隆阿也有觉察，但他本性就是这样：不愿意和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型的官员打交道。后来在西北战场，多隆阿很早就死去了。

还有冯子材，曾国藩评价他最大的优点是“与士卒同甘苦”。他记下来每个人才的优点和缺点，不是很平淡的流水账一样的记述，因为这样的记载可以说是没有什么用的。比如评价冯桂芬这个人，非常有才，“博雅有守”。有守就是操守很好，博雅是说这个人知识非常广博。

在网罗人才方面，曾国藩提出撒天下的大网，他还引用庄子的一句话，“以天下为笼，雀无可逃”。就是要把天下作为自己网络人才的范围，不要局限于自己两江总督管辖范围这样一个人才圈，一个营盘。曾国藩还提出“楚材晋用”，就是说，有的地方的人才可能在那个地方很不适合，但是到这个地方又非常适合。他有一个形象的比喻：这就像商人无利不起早一样，就要像白圭做生意一样，像凶猛的雄鹰捕捉猎物那样，不达目的不罢休。因此一旦这个人才进入曾国藩的视线当中，又是经过闻可、见可，那他一定把这个人招来。

曾国藩网罗人才的精髓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就是“以类相求，以气相引”。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同类的人更容易进入彼此的“气场”，所以曾国藩找科技界的人才容闳时就说过，一定不能让武官同他谈话，因而他找数学家李善兰写信，这样更容易获得容闳的信任。

还有“以气相引”，气就要靠道德操守的修为。怎么找到道德修养好的人，这就叫“以气相求”，两者相互影响。

早年的时候，曾国藩的场子并不是很大，因为他一直没有封疆大吏的权力，因此也不能提拔人。所以每次向清朝奏请的时候，说提拔这个人、提拔那个人，清朝只是给名义上的一种提拔。这样，最初湘军开始创立时，招人成了一个大问题。

此时，曾国藩首先想到了老同学郭嵩焘、刘蓉。三人在岳麓书院读书的时候结成了密友，成为一生的铁三角。郭嵩焘是诸葛亮式的人物，摇羽毛扇，出谋划策是其所长。刘蓉更被曾国藩称为“卧龙”。在道光、咸丰年间，湖南士子中还有“三亮”，即三个诸葛亮的说法，即老亮罗泽南、今亮左宗棠、小亮就是刘蓉。曾国藩开始组建湘军班底的时候，没有多少人愿意跟随他，因为打仗这种事情是掉脑袋的。这时候，他把刘蓉和郭嵩焘拉了进来。

刘蓉是湘乡人，字孟容，号霞轩，少年自负，不肯随时俯仰，年三十余还未中秀才。县令朱孙诒惊叹其才，秘密让他的父亲督促就试，赴县试，举为首名，始补生员。道光十四年，曾国藩初次相识刘蓉，相语大悦。随即与郭嵩焘、刘蓉三人拜帖称兄道弟，以后曾国藩又多次拜访这位乡贤，十分友善。道光十九年，刘蓉闲居在家，曾国藩从京会试归里时，曾专程到乐善里去看望他，勉励他攻读史书，勤奋写作。曾国藩作《 怀刘蓉 》诗，诗中云：

日日怀刘子( 指刘蓉 )，

时时忆郭生( 指郭嵩焘 )，

我思意何属，四海一刘蓉，

他日余能访，千山捉卧龙。

怀念之情，跃然纸上。现在，曾国藩组建湘军，最缺的是人才，便用软磨硬泡的办法，又拿出他一贯的诙谐对刘蓉说：“吾不愿闻弟谈宿腐之义理，不愿听弟论肤泛之军政，但愿朝挹容晖，暮亲臭味，吾心自适，吾魂自安。筠仙( 郭嵩焘 )深藏樟木洞，亦当强之一行。天下纷纷，鸟乱于上，鱼乱于下，而筠独得容其晏然乎?”当时刘蓉已在湘乡与罗泽南等人练湘勇，并很有成效，只有郭嵩焘冷眼旁观，因而曾国藩说不能让郭一个人置身事外。刘蓉随即来到曾国藩这里，郭嵩焘也随后来到。昔日布衣之交的三兄弟，今日又走到一起，曾国藩十分兴奋。郭、刘两人与曾国藩相约——服劳不辞，只是有三点要求：

不任仕宦，

不专任事，

不求保举。

这“三不主义”被打破，乃是后来之事，曾国藩当时只好答应，并请郭、刘出谋划策。他还对管理银钱的人说：“郭、刘二君，是吾兄弟，不与众同。薪水惟所支用，不限数也。”郭嵩焘亲自到益阳、宁乡等地游说，募得十多万两银子，成为曾国藩办团练的第一桶金，可是，郭、刘两人在曾国藩大营数年，却没支一钱，这使曾国藩深感不安。

在挽留刘蓉时，最可见曾国藩的用心。刘蓉因回家葬母，不愿回来。曾国藩用尽办法挽留他，并说只有郭嵩焘来了才放他走。咸丰五年三月，郭嵩焘从湖南来到南昌大营，刘蓉请曾国藩兑现他的承诺，当天就要走。曾国藩实在找不出理由，提出以诗相留。刘蓉提出一个标准，说诗作得好就不走了，而佳诗的标准竟是“使我读之即笑”方可。曾国藩“亟意做诡趣语”，写成长诗一首，名叫《 会合诗一首赠刘孟容 》。其中最后一段是：

困穷念本根，风雨思君子。

艰难复相逢，得非天所祉。

回首二十?年前，志亢声亦侈。

忧患阅千变，返听观无始。

老夫苦多须，须多老可鄙。

二子苦无髭( zī)，无髭亦可耻。

自乏谐俗韵，不关年与齿。

贞松无春竞，岁晏行可俟。

作诗志会合，亦用砭窳( yǔ)呰( zǐ)。

刘蓉“读之不觉失笑”，因此只好继续留下来。自此刘蓉随幕其中，下笔如流，曾国藩很是依赖。曾国藩困顿南昌时，罗泽南上书先攻武昌，刘蓉率左军，收复崇阳、通城。曾国藩因此上奏朝廷，想举荐刘蓉，但因有“不求保举”之话在先，曾先将奏疏让刘看，并说：“此亦古人之常”。刘蓉却说：“萧朱、王贡以转相之汲引为贤，盖汉人袭战国余习，非相交以道也。士各有志，何以强为?”曾国藩不得已作罢。郭、刘两人出来做官，是几年后的事。

曾国藩求贤若渴，因求取人才也有受骗的例子。他平时特别强调，人有没有条理，能不能打动人。

曾国藩在两江总督署时，有一个人来投效，说他愿意在曾手下工作，希望给他安排一个差事。曾国藩说，那你讲一讲用人方面最大的弊端是什么。

这个人跟曾国藩说，用人方面最大的弊端就是应该避免欺弊，被别人欺骗。曾国藩说有道理，鼓励他说下去。这个人于是跟他讲了“四种欺”：

第一种是像曾国藩您老夫子这样至诚盛德的人，即使想欺骗你，别人也不忍心。这就是不忍欺。

还有第二种人，像左宗棠那样刚正严厉的人，别人即便想欺骗，也不敢欺。这就是不敢欺。

还有第三种人，有的封疆大吏位置很高，别人不欺骗他，但他还怀疑别人欺骗他。

最后一种人是第四种，自己被别人欺骗了，还感觉不到自己被别人欺骗。

曾国藩很感兴趣，说讲到这四种欺很有意思，这样吧，你能不能明天开始到我手下各个大营去看一看，看看我手下这些人当中哪些人真正是人才。

这个人领命而去，过了几天回来了。曾国藩问：你发现我们这里有人才吗?他回答说，你这里人才非常多，但是有两个人真正是人才。曾国藩问：哪两个人是你所说的人才?他说：有一个人叫涂宗瀛，还有一个叫郭柏荫，这两个人是人才。

这两人在曾国藩自己的人才名册中也是被列为提拔的人，一听到这里，曾国藩感觉此人真是了不得，有鉴识人才的本领，便想提拔他。只是一时没有更合适的位置，所以就先安排他在制造局当差。但是没想到过了几天，这个人带着两千两银子跑掉了。手下的人听说后，向大帅建议赶快追，曾国藩说不要追了。大家觉得曾国藩这次被别人欺骗了，曾国藩自己捋捋胡须，一再说“好一个不忍欺，不忍欺”。他这样说，别人都笑了。

曾国藩总结说：人才凭借求才者的智识而生，也由用才者的分量而出。用人如同用马，得到了千里马而不认识，认识了又不能很好地驾驭使用，那样的话，用人者反倒乐得骑乘驯服、稳当的劣马，反过来指斥千里马的高大、俊伟。

胡林翼说，人才随取才者之分量而生，亦视用才者之轻重而至。

曾国藩做两江总督后，管辖江苏、江西、安徽三个省，朝廷所有的大政方针都要咨询他，场面非常大。曾国藩提拔的人才更多了，主要人才大多是在这个时期提拔起来的。

曾国藩提拔人才主要有四个特点：

一个是数量大。曾国藩的人才非常多，封疆大吏这个职位的就有几十位，有名有姓、有成就的有几百人。

二是专业性强。曾国藩手下的人才都有专业技能，在各个方面都有专业特长。而有的从士兵，或者农夫提升到一个很高的位置。

三是求才的心意非常诚。以诚来求才，待之以礼，求人心境有恒，不达目的不罢休。

四是范围非常广。他主张用人五湖四海，不论资格，打破常规。

窃谓居高位者，以知人晓事二者为职。知人诚不易学，晓事则可以阅历黾勉得之。晓事则无论同己异己，均可徐徐开悟，以冀和衷;不晓事则挟私固谬，秉公亦谬;小人固谬，君子亦谬;乡原固谬，狂狷亦谬。重以不知人，则终古相背而驰，决非和协之道。故恒言皆以分别君子小人为要，而鄙论则谓天下无一成不变之君子，无一成不变之小人。今日能知人能晓事，则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晓事，即为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