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曾国藩人才从哪里来

曾国藩是怎样把人才网罗来为他效力的?他有四句话，概括自己从鉴识、培养、网罗到使用人才的过程：

第一句话是“广收”，即网罗人才范围一定要广，而且选拔人才还要有诚。

第二句话是“慎用”，就是使用人才的时候一定要慎重，谨慎地使用人才。

第三句话是“勤教”，指对人才要经常地进行教导、培育、栽培。

第四句话是“严绳”，是指用严明的制度、纪律、规章，以及奖惩的各种办法来使一个人才更加符合用人者的要求。

为了实践这样的目标，曾国藩在他的幕府中，特别是做了两江总督、钦差大臣后，设置了很多机构，这些机构成为他安置、培养、教育、提拔人才的最重要机构和场所。

湘军有两个最主要的机构：秘书处和营务处。

当时没有秘书处这个名称，叫幕府，它是幕僚群体中最重要的机构，主要工作是帮助曾国藩草拟各种文件。这类人待遇最好，人员最多，多达百人以上。郭嵩焘、刘蓉、陈士杰、李元度、赵烈文、李鸿章、左宗棠、李榕、薛福成等后来很有成就的这些人，都曾在秘书处工作。营务处是湘军的参谋部，要求任职人员兼资文武，既懂得军事，又善于出谋划策，如沈葆桢、李宗羲、李鸿裔、李兴锐等人都曾在此工作。几乎所有的重大战略决策都是由秘书处、营务处的人才一起讨论，定出一个最佳的方案，最后供曾国藩进行抉择。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重要机构，比如厘金局，是征收厘金的主要机构。曾国藩带兵后，一改“君子不言利”的陈腐观念，认真学习理财，提出“利权所在即威权亦归之”的观点。仅他任两江总督后的短短六年间，就筹集军费1854万两，其中绝大多数来自厘金。还有劝捐局，就是到处为他筹钱。胡大任就是在湖北主持劝捐局并受到曾国藩极力赏识，而被举荐给朝廷。

湘军创建之初，没有国家财政拨款，它的运转全靠自己到处化缘，所以曾国藩开始出山的时候，非常犹豫，虽然皇帝下了圣旨，湖南巡抚骆秉章、张亮基一再恳请。曾国藩觉得主要有三个难处：

第一个难处是儒家的经典，在四书五经中浸润良久，这些经典已成他的思想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兵家的要领平生没有任何涉猎，知识准备几乎是零。

第二个难处是行军打仗，朝廷不给拨款，那么所有的钱都要向富人化缘，但是他平生结交的没有富人，无从化缘。

第三个难处是他当时正在为父守丧，如果出来有违孝道。

曾国藩后来做了两江总督，手下人得到高升，爬得最快的是为他筹钱的部门，而最出彩、最出人才的则是秘书处、营务处、厘金局这些核心部门。李鸿章就曾任他的秘书处首席幕僚，撰写了很多份高质量的奏折。

除此之外，曾国藩还在幕府中设置了很多近代化的军政机构。曾、左、李当时已经认识到“中国遇到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所以他们要搞洋务，搞近代化。打下安庆后，曾国藩开办了安庆内军械所——中国第一个近代化的企业，后来又有金陵机器总局、江南制造总局、翻译处、留学事务处。这也是他的人才培养中心。

值得一提的是留学事务处，这是为了派幼童到美国留学而设。最初设立的时候只有英语一科，之后又开设了日语、法语、俄语班。很多外国人像英国人傅兰雅、美国人林乐知等，都曾在这里为曾国藩效力。

湘军中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机构——采编所。采编所是专门搜集太平天国的情报，从事潜伏活动的。湘军起初并没有这个机构。当时有一个叫张德坚的人，他先前是湖北巡抚衙门里的一个巡捕，他有一个很大的爱好就是搜集太平天国的情报。后来他还写了一本书，进献给清朝的封疆大吏，希望他们能重视这本书。但是所有的封疆大吏都不理采张德坚，甚至看不起他。因为张经常化装成太平天国的人，或化装成难民到太平天国的营寨中去进行实地的调查，搞情报。这时有人跟张德坚说，曾国藩有求贤之明，你去投奔他吧。曾国藩一见这个人，就立刻给他设置了单独机构——采编所，而且还给他配备了助手。今天我们看到的研究太平天国的重要资料《 贼情汇纂 》，就是这个机构工作的例证。

其他的还有忠义局。曾国藩最早设立的忠义局，是仿效胡林翼在湖北的做法。太平天国兴起后，整个社会秩序被打乱。当曾国藩看到太平天国所到之处，老百姓纷纷加入太平军，甚至丢掉性命也在所不惜，便意识到社会出了问题。

在曾国藩看来，这个根源就是社会没有了是非，没有一个界线，所以世风日下、黑白颠倒了。他设置忠义局，专门采访跟太平天国作战而死去的人，死去的事迹，以重视气节、扶持名教、维护风化为使命。曾国藩和他的湘军每到一处就要建一个“昭忠祠”。建立这么多的昭忠祠，不但是为了多安置一些人，重要的是让清廷奖赏那些在同太平天国的战争中阵亡的人，以形成一种风气，来扭转人心所向。

此外还有编书局。最初设在安庆，后来移到金陵。金陵书局的前身就是安庆编书局。《 王船山遗书 》和全本《 几何原本 》就是曾国藩主持刊刻的。金陵书局合刻的“二十三史”是迄今为止最好的版本。“二十三史”是一个大工程，所以曾国藩设置了很多这样的机构。如此多的机构势必需要大量的人才来填充，需要非常多的途径来海选。曾国藩大致从四个方面来遴选人才：

第一个途径是招募，第二个途径是推荐，第三个途径是猎取，第四个途径是投效。

曾国藩提出天下事所最难也最重要的事，莫过于招募人才，因此他每到一处发布的第一个告示，几乎都是求取人才的。办团练之始，发布《 招某绅耆书 》：

大厦非一木所能支撑，大业凭众人智慧而完成。如果能使众多的贤士都汇集而来，肝胆相照，那么，即使是坚固的金石也能穿透，又有什么艰难不可以克服呢?

他做两江总督后，就发布告示，希望两江的有志之士来帮助他，跟他一起来扑灭太平天国的火种。北上镇压捻军之际，他发布告示说：

淮徐一路，自古多英杰之士，山左中州亦为伟人所萃，本人求贤若渴，如有救时之策、出众之技，均准来营自行呈明，量才录用，如有举荐贤才的人，除赏赐银钱外，酌量保奖。

在直隶任总督时，曾设立德、才、学三科求才：

凡孝友为宗族所信，睦姻为亲党所信的，为有德之科;凡出力担当难事，出财以成善举的，为有才之科;凡工于文字、诗赋，长于经解、策论的，是有学之科。要求各州县采访、保举，每一个县少的一二人，多的五六人，全没有举荐及举荐不实的，记过。举有德的，寄扁旌宅;举有才的，安排位置，给薪水，或帮办事务;举有学的，招徕入学，给膏火，或者直接使用。

他在开始办团练发布的一个告示中，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我们不能因人而废言”。

第二个方面的来源是推荐。互相推荐，以类相聚，是其吸引人才的一大特点。如在京城时，其好友吴廷栋推荐了方宗诚，方宗诚又推荐吴汝纶。曾国藩早前看过吴的文章，当时吴已是内阁中书，曾国藩劝他放弃京官，认为其在古文方面肯定会有大成就。吴于是留在幕府，只读书不做事，后来非常有成就，是曾门四子之一。他还办了桐城中学，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校史。李善兰、张文虎、容闳等都是经人推荐的。这样一拨一拨的人来推荐，相互吸引，这也是曾国藩在人才举荐中的独特之处。

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证，就是赵烈文。赵是周腾虎推荐的，关于这件事，赵烈文与曾国藩密谈时讲得很清楚。

曾国藩老师来久谈，他说：胡林翼做事最有气魄，过去他很认真地规劝我，说我在军队中保举的官员不多，钱物开销也不大方，不足以鼓舞人才。我非常佩服他说的话，因此，后来做事一切都比以前宽松得多。

我说：老师本来只是自我严格要求罢了，对他人未尝不宽容。记得我当年在您身边的人中刚刚有点名气，仅仅因为周腾虎( 赵的四妹夫 )的一席话，您就派人带着白银二百两前来探访，这种举动不能说没有气魂。

老师说：这在我也是绝无仅有的事啊。因为周腾虎夸奖你，并且我也听到人们有关你的议论。这是不常有的事。

我对老师说：胡林翼做事轰轰烈烈，很有生气，自然是英雄面目，相比之下，老师您则是规矩准绳，不差毫厘，俨然一个大儒的气象，尽管您二人不可相提并论。就军事打仗来说，本来崇尚的是谋略。自夏商周三代以下，人们急功近利，追逐名望，希望一朝一夕取得成就。这与古代征伐的事情往往需要几代人，获得百年以上大的功勋有很大不同。因此，后来不得不用高爵厚禄，来寻求那些能征善战的人士，推究当局的一片苦心，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今天的世道大乱，荆棘丛生，还期盼着您贬损自身的德行来救民于水火之中啊。

老师说：你说得对，只是苦于没有志同道合的人啊!自从胡林翼、江忠源去世后，这些主持大事的人很少能够同心同德，衮衮诸公的所作所为，都是仅仅看到眼前的利益，没有长久之计，令人感叹。

第三个方面是猎取。曾国藩平日留意人才，发现别人评价非常好的人才，就一定要把这个人才给挖过来，甚至连八旗兵和绿营兵这样的高级官员也不放过。如朱孙诒原来是湘乡知县，办团练很有名，后来曾国藩出省作战，将朱挖过来，在营务处任提调。李宗羲原来是安徽知县，因为善于断案为曾国藩所赏识，将他调入。

第四个方面就是投效。投效的人都感到曾国藩是一个可以共大事的人，能成就一番事业的人，因而主动投奔过来，很多下层的知识分子都选择了这条道路。前面提到的张德坚就是听说曾国藩可以共事，所以立刻投效而来。李元度也是如此。

李元度是湖南平江人，字次青，举人出身。少年时慷慨任侠，勤奋向学。曾任黔阳县教谕。道光末年，他随奉天学政张之万来到了清朝的“龙兴之地”沈阳。咸丰二年，各地开始办团练，曾国藩刚得到在籍办团练的旨令后，李元度便托名罗江布衣，上书曾国藩，大谈兵略战守。曾国藩展读后大加赞赏，立即要见这位上书人。可是，人海茫茫，“罗江布衣”究竟在哪儿呢?最后，曾国藩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李元度，并称赞道：“非君之才，何以能写这样的文章!”召见时更知李元度博通文史，脑中有物，非寻常辈可比，遂“引与规划军事”。可是李元度还颇为犹豫。曾国藩多次去信李元度，请他“临危受命，同为东征之役”。

次年初，曾国藩在衡州加紧训练湘军水师，准备出兵东征之时，又复书李元度，恳邀来衡筹商一切：“即不能从我东下，亦聊可临歧相送，惠我至言，无任翘企。”起初，李元度对是否归附曾国藩犹豫不决，曾国藩深感“此必鄙人平日立身无似，无以取信于君子，故相弃如遗乎”?经曾国藩诚心相邀，李元度终于带所部兵勇火速赶到衡州，从此进入曾国藩幕府，成为曾国藩身边一位重要的谋士。

再如无锡人薛福成。同治四年，薛福成听说曾国藩在北上“剿捻”的途中张榜“招贤”，感到这是一个进言的机会，便赶写了一篇万言书，在曾国藩坐船行至宝应时呈了上去。曾国藩看过“故友”薛湘的儿子薛福成的上书，发现他见识不凡，便特邀他到自己手下做事。薛福成便加入曾国藩的幕府。

曾国藩为求取人才，用尽各种办法，同时又特别尊重人的个性。

郭昆焘当时是湖南知名大儒，一个诸葛亮式的智多星，很多封疆大吏都想把他网罗到自己这里来，但是郭昆焘这个人开价很高，一般的人他也不屈就。郭昆焘还有一个嗜好或者说是生活习惯，就是跟妻子的关系特别融洽，可以说是“形影不离，朝夕相伴”，一天也分不开。可是湘军每天都在打仗，不时被太平军打得东奔西跑。曾国藩既然认定要把这个湘中名儒网罗来，便用非常诙谐的语言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公( 郭昆焘 )是麋鹿之性，不堪束缚，请屈尊暂时到我这个地方，奉商一切军政大事。后面曾国藩还加了关键的一句话，请你一定携仙眷，一定把你的夫人一起带过来。( 曾国藩明白，如果让郭昆焘离开妻子，他就不会在这里长久 )我这儿现在已经“扫榻以俟”，把床都给你安排好了，你快来吧。

郭昆焘见曾国藩如此盛情，很难推却，便到了曾国藩那里，当然这次他没有带夫人。曾国藩一想没带夫人，那是不想久留，所以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上说：

燕雁有待飞之候，鸳鸯无独宿之时。鸳鸯每天肯定是在一起生活的，朝夕相处，不能一个人独处。你还是回去吧。

郭昆焘收到信之后，便来到曾国藩这里做了兼职幕僚。曾国藩手下幕僚众多，但是很少有做兼职的。郭昆焘是个特例，当时既在湖南巡抚那里打工，又在曾国藩手下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