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宽被贴上了“逃离者”的标签，成了北京和大理的连结点：不断有朋友因考察大理而住在她家里;不断有朋友表达移居大理的愿望，结果第一句话就是“大理现在房价如何”;不断有朋友以观望者的姿态问她：“逃离北上广之后，你得到更多还是失去更多?”

　　客栈被关停之后，火刚暂时回到北京。他只能租房住，戏称自己从中产阶级掉回了一无所有的贫下中农。参加一次大学同学聚会之后，他在朋友圈感叹：“跻身为一二线城市的所谓中产，其代价恐怕冷暖自知，恐惧、迷茫，怕掉队，怕变故，大学同学聚会，永恒的两个话题：收入、孩子，大部分人都被裹挟着奔跑于未知和虚空，累啊。”

　　朋友圈配图是一列黑白的地铁，强光透过玻璃，打在几张没有表情的脸上。

　　洱海边上，排污工程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今年年初，大理开启洱海抢救模式，内容包括流域“两违”整治、村镇“两污”整治、面源污染减量、节水治水生态修复、截污治污工程提速、流域执法监管

　　洱海边上，排污工程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今年年初，大理开启洱海抢救模式，内容包括流域“两违”整治、村镇“两污”整治、面源污染减量、节水治水生态修复、截污治污工程提速、流域执法监管

　　流动-长居

　　到大理的第一天，我见到的是26岁的刘雪菲。她正穿着白色棉睡裙躺在天台上看云。大理傍晚风大，云层溜得飞快，玫瑰色的太阳还没掉下山头，月亮的轮廓就已升在洱海之上。

　　去年6月之前，刘雪菲在北京一家唱片公司做法务工作，月薪一万。7月辞职后，她到大理生活了三个月，10月回北京，在首都机场时她依然确信自己会留在大城市，但仅仅一个小时后，她就主动修改了自己的命运——她走进胡同里30平米的租房，意识到自己再也无法回到原来的状态。

　　回到大理古城，刘雪菲租了一套面积60平方米的屋子，坐北朝南，阳台上放着高脚凳和空啤酒瓶，屋里放着新做的木制画架。她把这里改造成一个小型工作室，做法律公众号、接法务咨询，同时利用自己的绘图特长做一些兼职。但在刘雪菲心里，法律始终是她认识世界的切口。为了在目前最想久居的地方从事最想从事的工作，不久前刘雪菲去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应聘。学历、工作经验都没问题，对方只提出了一个担忧：你如何保证自己会在这里长居?

　　大理是一个流动的场所。

　　刚搬到大理时，宽宽曾经担心：到大理生活的人会不会越来越多?那些在大理留了很多年的人却气定神闲地告诉她：“不会，好多人来了也会走。”

　　在古城，拐角的墙壁上都层层叠叠地贴着客栈转让、店铺转租的信息。“最热闹的人民路上隔几天就会换一批店面。”老大理人喜欢用略带夸张的语气说。

　　四年半前，23岁的牛牛刚到大理时，那些已经在此生活多年的朋友们打了个赌：她不会呆在这里超过三年。

　　“他们觉得这个年龄的人没有长性，不适合做这件事。”牛牛说。

　　2011年，牛牛曾在双廊住过一段时间。因为生病，她到卫生所打点滴，医生扎好针后就把她“赶”到院子里：“你可以一边晒太阳一边挂水。”牛牛挪到外头，满眼都是和医院不相符的生活画卷：护士们洗头、洗衣服、哄小孩……那一瞬间她觉得大理太温情了。一年后，牛牛决意离开北京，这里成为首选之地。

　　作为一个以农业和旅游业为主的城市，大理并不能提供与北上广旗鼓相当的就业环境。对很多在大城市从事朝九晚五工作的人而言，要在大理持久生活，从事民宿、餐饮行业是门槛较低的选择。2011年环洱海旅游景观公路全线贯通以后，大理旅游业日益火爆。2012年大理州共接待游客1847.29万人次，同比增加近20%。洱海旁的房租随之上涨，一位2012年去双廊开客栈的老板说：“那两年海边的房租都是接近十倍的涨幅，从两三万到二三十万。”

　　一心想到大理开客栈的牛牛已经去不起海边了。“如果背负太多债务，我会觉得和留在北京没有什么区别。”牛牛太抗拒她原先在北京的生活状态了：要和身边所有人搞好关系、要在应酬上阿谀奉承，每天凌晨一两点才能回到家，第二天早晨又得化好妆、戴好面具出现在公司。

　　牛牛向家里要了点钱，以每年两万的租金在距离红龙井城门四百米的苍山脚下找了一块一亩三分的地。院子刚刚建好时，周围的村子还是一片荒芜。牛牛没有在马路边设客栈路牌，因为自卑。“我觉得和大理民宿攻略中频繁出现的那些设计师手笔相比，自己院子做得太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