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业的两个月，牛牛没有迎来一个客人。她满脑子想的都是要证明给父母和原先的同事看，自己从北京来云南是个正确的决定，可当她坐卧不安地守在院子里时，她却发现这根本不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她根本无法从中获得成就感。那时她太怕孤独了，给每一个在大理的朋友发信息：“今天你能过来玩吗?聊聊天，什么都行。”她原以为可以读一些在北京时没空读的书，却发现根本没心思，满脑子想的都是：为什么还没有客人?

　　状态跌入低谷，她开始质疑自己做客栈的意义，同时开始追问：我离开北京是不是一个错误?

　　大理政府发布通告，洱海流域水生态保护区核心区内的餐饮客栈服务业一律暂停营业，整治期限自4月1日起至大理市环湖截污工程投入使用为止。洱海西岸的才村，客栈纷纷关停，在建项目也被迫停止

　　大理政府发布通告，洱海流域水生态保护区核心区内的餐饮客栈服务业一律暂停营业，整治期限自4月1日起至大理市环湖截污工程投入使用为止。洱海西岸的才村，客栈纷纷关停，在建项目也被迫停止

　　情怀-真实

　　2010年8月，我第一次来到大理，逗留两日后从大丽路搭车到双廊。当时的双廊还是尚未开发的白族渔村。我住在玉几岛的一家白族民宿里，每日房费80元，屋子旁边就是杨丽萍的太阳宫。坐在客栈的紫藤花架下，能看到郁郁葱葱的南诏风情岛和碧波荡漾的洱海，能看到光着膀子的孩子们划船到湖中央，像蚱蜢一样跳进水里游泳。

　　2015年3月，双廊旅游业最为火爆时，我再次来到这里。与我当时居住的香港相比，这里气候干燥、天地开阔，午后阳光直剌剌刺在皮肤上，有种都市里难得一见的坦荡。从大理下关开出的中巴车上，挤满了穿白裙子的女生和挂着单反相机的男生。从海西拐到海东，人们拉着扶手随汽车摇摆，如地铁开动时人们对身体那种整齐划一的失控。当时的双廊已经变成一个巨大的工地，所有看得到洱海的地方都建起了房子。我企图找到五年前住过的那家民宿，终告失败。

　　据统计，2012年双廊镇的游客是135万人次，2013年突破150万，而到了2016年，这一数据上升到了320万。随着游客增多，双廊镇客栈的数量从2012年的一百多家发展到了2016年的五百多家，其中有70%证照不齐。

　　“大理是张网，自投罗网的外地人，如蜘蛛网一样缔结着外面的世界，创作、修身、经商、吃睡。”出生于双廊的赵一海说。他曾就读于华东师范大学，毕业之后做过五年记者。在他的认知中，大理人的宿命就是回故乡。“一是大理气候舒适，二是很多地方经济落后，回来会有机会，三是大理人的性格没那么争强好胜，因而不太适合大城市的那种竞争。”

　　2015年，赵一海回到双廊，在自己的祖宅基地上新建了一个二层小楼做客栈，毗邻杨丽萍的太阳宫。他说双廊就像一个怪物，既不是城市也不是农村，却也因此博得了人们的喜爱：既能享受城市生活的便利，又能沉醉于田园风光。

　　在银翘眼中，双廊则更像是中国的缩影。“从我们到这里开始，双廊就是一年一个样子，拆迁、盖楼、变城市……中国用三十年时间走了西方国家两百年走的路，双廊用五年时间走了其他景区二十年走的路。”

　　2010年，曾就职于新华社的陈阵在天涯论坛上发表了题为 《逃离北上广，爱大理更爱双廊》的文章。他在文中称，在北京的大街上，他经常疑惑自己呼吸的是空气还是尾气，经常不知道喝哪种水才最安全，在菜市场看见个头越来越大的蔬菜，脑海中总会不由自主地浮现转基因的画面……他说：“交通拥挤，空气污浊，北京越来越不再是适合居住的城市。”他先后考察了厦门、桂林、三亚等地，直到来到大理，他才感觉自己找到了“诗意的栖居地”。

　　“我正好赶上了大理最美好的时代。”4月29日，我在古城一家咖啡馆见到了陈阵。他姗姗来迟，说话语速偏快，喜欢用手拢住半白的长发，声称自己有一种“敏感的不安全感”。回忆起2010年刚来大理时的场景，他流露了了采访中少见的温柔：“现在的大理跟我们那时候的大理是两个大理。我们那时候有好多完全的自由人，每个人都有独立的人格，这场小酒喝完马上就是下一场。别人从来不问你干什么，你就是你，而不是客栈老板。你有趣，就跟你玩，不有趣就不跟你玩。现在很多小业主就是来挣钱的……通常都会通过你的职业去区分三六九等。”